东征山西老阎慌神　请来的中央军又赖着不走　夹缝中为难正好统战“牺盟会”成立奠定抗日基础———

　　1935年秋，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此时陕甘苏区只有40余万人口，土地贫瘠，全年无霜期只有五个月，几无余粮，难以供养较多部队。红军如向南面相对富庶的关中平原发展，又势必同东北军、西北军发生冲突。于是，红军为扩大抗日宣传和解决给养，便先后东征山西、西征宁夏。中共中央在红军东征后，又多方开展统战工作，边打边谈，尽量多交朋友。当红军长征结束之际，陕甘宁根据地周边的地方实力派，多数已同共产党有了秘密合作关系，彼日之敌化作了此时之友……

　　东征山西直逼太原红军收获颇丰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提出了“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的两大任务。毛泽东鉴于第五次反“围剿”时实行消极防御造成根据地力量枯竭的教训，特别提出“在发展中求得巩固”。刚到达陕北的红军，休整之后又必须向外出征。不过这种出征与放弃苏区长征不同，是将陕甘根据地当成后方，伤病员可以后送安置，全军形成可进可退的有利态势。

　　中共中央将红一方面军的发展方向确定为黄河以东的山西和绥远省。当时山西民间财力物力较为丰厚，统治当地的军阀阎锡山号称有10万晋绥军，但兵力不集中，也缺乏同红军作战的经验。向山西发展还能跃出到河北、绥远，可实现直接同日军作战，实现“打通抗日路线”的战略目的。东征出发时，毛泽东亲自率部队前往，周恩来则在陕北留守。

　　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突破了晋绥军的黄河防线，高举着抗日红军的旗帜进入山西。阎锡山自恃“钢铁山西”的神话，急调兵力加强防堵和反击。红军经石楼、关上村、兑九峪等战斗连续打退晋绥军反击，随后以少数兵力钳制其主力，以红一、十五军团主力分南北两线展开，占领了晋南和晋西的广大地区。红一军团还重创了阎锡山的王牌、号称“满天飞”的晋军独立二旅，全歼其一个团，其余被击溃。红十五军团甚至打到了离太原几十里的晋祠，省城内一时可闻炮声，阎锡山及其手下官员们在太原绥靖公署的大门前，堆起了沙袋并架起了机枪。

　　阎锡山统治山西多年，一向闭关自守，连铁路也修成窄轨。面对红军的凌厉攻势，他情急之下，只好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得此良机，当即派出十个师，由商震、汤恩伯率领分两路进入山西。见原定经营山西并寻机进军河北的战略设想已无法实现，为了保存力量并利用蒋、阎矛盾，中央决定“逼蒋抗日、回师西渡”，于5月初将东征红军全部撤离山西。此时东征山西，红军缴获各种枪4000多支、火炮20余门，扩大红军8000余名，筹款50万元，收获也颇为可观。

　　红军撤回陕北时，又通过多种途径劝说阎锡山停止内战并同共产党合作抗日。红十五军团在大石头村俘虏了晋军的团长郭登瀛，毛泽东、周恩来都亲自接见了他，送其到红军大学学习，详尽讲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接着放他回去做阎锡山的工作。

    向“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的人开展统战

　　阎锡山一生狡猾多变，以擅长投机和利用矛盾著称。他在红军东征时请来蒋介石的救兵，却“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些中央军迟迟赖在山西不走，一时成了阎锡山面临的最大威胁。他曾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了。”

　　此时，日本侵略者又软硬兼施，一面极力拉阎锡山当汉奸，一面又扬言出兵外蒙须借道绥远，公开以武力相威胁。夹在蒋介石、日本人和共产党这三种力量中间，阎锡山感到四面楚歌，自认为有如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既不可失神掉下，又踩碎哪一颗也不行！

　　在阎锡山三面为难时，中共中央及时向其开展了工作，向北方党组织指出：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实力派人物，“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毛泽东还派彭雪枫秘密去太原见阎锡山，双方虽然没有完全议定合作事宜，却停止了战事。阎锡山这个土皇帝就此认为红军不会再攻山西。

　　阎锡山请来薄一波“共策保晋大业”

　　1936年春，刘少奇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化装从陕北秘密到达天津。他发现党组织大都遭破坏，干部奇缺。他探知北平草岚子监狱中还押有大批党员，于是便通过关系将他们营救出狱。

　　当时阎锡山派人到北平请山西著名的共产党员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薄一波早在十年前就曾两次遭到阎锡山通缉，起初明确表示不愿回去。

　　刘少奇得知此事后，马上提出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并以此在戴“山西帽子”的掩护下，同阎锡山建立统战关系并发展共产党的力量。

　　坚持“存在高于一切”的阎锡山同共产党接触后，隐蔽在山西政府机关和各社会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任之等便发出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的号召。经阎锡山同意，1936年9月，“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宣布成立。11月间，薄一波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派遣回到山西，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同阎锡山谈妥了合作抗日条件。

　　随后，薄一波主持了“牺盟会”工作，虽然阎锡山在名义上任会长，但各部门的领导工作已大体上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势力所主持。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300余万人，遍布山西城乡，过去在军阀统治下死气沉沉的山西彻底改变了面貌，这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出师山西奠定了重要基础。

　　同刘湘化敌为友昔日死敌送10万元到陕北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政策大转变，在对西南军阀的争取工作中也收到重大成果。对长征中的红军刚刚进行过拦截交锋的四川、广西军阀，此时出于同蒋介石的矛盾和自保需要，开始同共产党建立统战关系，刘湘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刘湘在四川各派军阀混战中成为最强的实力派，曾依靠过蒋介石支持。在1932年爆发同刘文辉争夺四川统治权的战争中，南京政府支持他在叔侄大战中获胜。此后，刘湘为维护自身地盘，对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和进入川南的红一方面军都采取过攻势。然而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西去藏区后，蒋系中央军却抢夺省内控制权，刘湘的省政府被南京政府从重庆赶往成都，蒋介石派来的重庆行营、参谋团完全控制了这个西南最大的工商业中心。

　　在这种形势下，刘湘认为红军对其已不构成威胁，自己最大的对手是蒋介石。1936年，中央地下组织派遣张曙时到四川从事统战工作，向刘湘说明了中共中央实行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此时的刘湘认为共产党可以帮助其抗衡蒋介石，马上表示了愿意秘密合作抗日，还提出了“联共、反蒋、民主、抗日”的原则。同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发动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刘湘暗中调兵遣将配合。红军二、四方面军北上过草地时，川军也未派兵进行拦截。刘湘为了向中共表示合作诚意，还分四次向陕北苏区送去10万元作为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