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算计多红军“替蒋先生打下贵州”朱德写信刘湘下密令滇军观望避战———

　　红军走上长征之路后，基本避开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直接管辖区，进入地方军阀各自割据的区域内。虽然蒋介石调动大批嫡系军队追击，又命令各省军阀阻截，红军却总能临危脱险，最终到达陕甘宁落脚生根。国民党与军阀内部矛盾被共产党利用，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毛泽东曾总结国民党各派军阀的矛盾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红军正是利用“狗”群中的矛盾缝隙，开展有效的统战工作，总能从追堵的“缺口”中钻出，在军阀林立的西南地区尤其是如此。

　　白崇禧何键各怀异志红军乘机进入贵州

　　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所谓“统一”有名无实，尤其是湘、桂、滇、黔、川、康等省的地方军阀，一直与蒋介石同床异梦、互相提防，还经常兵戎相见。长征开始后，蒋介石认为红军已成“流寇”易于消灭，同时也把“追剿”视为扫除异己的机会。他对秘书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

　　各省军阀表面服从南京政府，却总是以保全力量为第一考虑。他们既怕红军在自己的地盘落脚建立根据地，又害怕蒋介石施展“一石二鸟”之计。这样，他们围堵红军时不可能达到协调一致，各处封锁线上几乎都有可利用的空隙。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蒋介石布置的“围剿”圈中顺利地突围西进，正是利用蒋粤矛盾，同广东军阀头目陈济棠达成借道的秘密协议。红军通过赣粤湘边界时，粤军未主动出击。红军远去桂黔地区后，陈济棠却假惺惺通电南京政府“请缨”，声言愿派兵向西南追击。蒋介石当然明白广东军阀意在扩大自身势力，马上予以拒绝，结果更加剧了双方对立。

　　中央红军接近湘江时，蒋介石一面命令中央军追击，一面要求湖南军阀何键和广西军阀白崇禧截击。何键率军进攻比较积极，因其家庭在湖南农民运动中受过斗争，他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当然，他了解到红军是想到湘西落脚，这将直接威胁自己的统治基础。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却心怀鬼胎，既想防堵红军入桂又不愿损失实力，同时还要阻止蒋系中央军进入广西。他在湘江上游接近湖南处曾有几天时间不设防，主力则拱卫广西腹地，并向部下嘱咐：“硬打，没那么蠢。”

　　桂北防线出现了缺口，为中央红军提供了冲破封锁的难逢良机，如轻装速进可避免大的损失。然而，当时红军行动迟缓，结果遭受何键指挥的湖南军和蒋系中央军夹击，广西军也实施了侧击。

　　湘江之战坐失良机，成了长征途中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此后中央红军转兵贵州，何键马上便不服从蒋介石追击的命令，而是集中力量对付湘西的红二、六军团。白崇禧打着“援黔”的旗号要求出兵，意在支援贵州王家烈免遭蒋介石吞并。各派军阀的矛盾在贵州境内迅速凸显，正好为红军提供了机会。

    军阀斗心眼毛泽东让蒋介石感到“奇耻大辱”

　　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虽是贵州最大的实力派，却不能指挥侯之担、犹国材、蒋在珍三派。王家烈集中兵力守贵阳，黔北的侯之担在乌江防线被突破后，为保存实力放弃遵义。蒋介石派来的薛岳入黔后不追红军而先入省城。这样，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有了半个月的休整期，解除了出发后连续行军作战两个多月的疲劳，补充了人员和物资。

　　国民党中央军进入贵阳后，薛岳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姿态反复声明自己“纯为剿匪，别无他意”，实际上却派兵接管城防，自己也入住在前省主席公馆，连王家烈进出城门都需经中央军检查。王家烈叫苦不迭：“中央军对待贵州人，比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还不如。”随后，蒋介石也亲自飞到贵阳“督剿”，实际控制了省政。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折回黔北，王家烈以主力防守遵义并向薛岳求救，中央军却故意拖延，以图在两败俱伤后再捡便宜。毛泽东指挥红军，首先对王家烈的八个团实施歼灭性打击，接着将迟迟赶到的吴奇伟纵队歼灭了一个半师，蒋介石哀叹此战为“国军追剿以来的奇耻大辱”。

　　倒霉的王家烈被老蒋“劫”到南京

　　蒋介石在贵州“督剿”屡屡失利，命令云南军阀龙云出兵援黔。早想向贵州扩展势力的龙云虽派出主力，却一直力避同红军打硬仗。中央红军急速进入滇东后，龙云马上下令集中兵力守昆明而不主动出击，这又给了红军从容渡过金沙江北上的时间。

　　红军北上后，蒋介石离开贵阳，王家烈送到机场。上飞机后，蒋介石突然对王家烈说：“你随我到南京去！”王闻言大惊，说省府还有公务要处理，又未带行李。蒋介石说公务可交别人，行李托后面的飞机带去。无法脱身的王家烈只好到机舱口向随员交代一番后随行。到南京后，蒋介石即宣布由自己的亲信吴忠信接任贵州省主席。李宗仁就此感叹：“共军西窜，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了一个贵州。”

　　畏中央军甚于畏红军刘湘采取“送客”战法

　　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当地由刘湘等十几个军阀分别统治。刘湘慑于红军声威，同意蒋介石派兵入川，同时也哀叹“同红军作战的结果，幸而胜，也是替蒋造机会，若失败，那更不用说了”。他强调在红军未入川之前就要堵住，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

　　遵义会议后，红军准备进入川南，刘湘认为这威胁到自己的地盘，派出最精锐的教导师等部拦截。毛泽东在土城作战不利后，指挥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川军潘文华部追到遵义，达到了“推到省外”的目的便停步不前。随后，川系各派军阀见蒋介石解决了王家烈，个个心惊，甚至“畏南京军甚于畏红军”。当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从川康边一带北上时，刘湘便秘密嘱咐部属，如红军停留便打，如不停便放他们走。

　　毛泽东摸准了川系军阀的这一心理，在沿川康边北上时不深入川军控制的腹地。红军到达大渡河附近时，川东军阀杨森部第二十军奉命前来拦阻。朱德在过去曾与杨森长期共事，这时便致信杨森和他率兵的子侄，说明红军只是借路北上，劝其不要让蒋介石坐收渔翁之利。杨森部果然只实施了“送客”式的追击，未主动出击。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川军各部只严守成都平原附近而不西进攻击，只剩下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军的松潘地区孤立防守。只是后来张国焘实行错误的南下政策，红四方面军接近成都平原的西部百丈关，川军才集中力量反扑，红军一旦西撤其又停止追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