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

　　考虑到这些复杂的情况，指挥中心不敢对这个非法拍摄者采取安全行动，就立即用紧急电话报告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总指挥聂荣臻。

　　聂荣臻接了电话，觉得这涉及外交事宜，需请示毛泽东，就走到城楼前侧栏杆旁的毛泽东面前，小声地报告了情况。

　　毛泽东听了说：“哦，是包上校呀，我认识他。”

　　聂荣臻小声地问：“阅兵能让他随便照吗？没收他的胶卷吧。”

　　毛泽东仍然望着广场上欢呼的人海，想了想，说：“这样不好吧。让他照，不管他。我们这是公开的嘛，让他给我们当个义务宣传员吧。”

　　聂荣臻就嘱咐有关人员不予置理，但继续观察，看此人往后有没有违规的举动。后来据公安人员报告，包瑞德上校从容地继续拍照，比较守规矩，没有远离美国总领事馆的门口附近。

　　其实，开国大典的前一天，9月30日，包瑞德已经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拍摄了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从天安门正面拍摄的毛泽东巨幅画像。据说，这张照片后来在美国被报刊发表了，但细心的包瑞德发觉：这张照片与10月1日开国大典及以后的天安门正面的毛泽东画像怎么会有一点不同？

　　这当然是包瑞德无法弄明白的。原来，10月1日凌晨，周恩来到天安门检查的时候，发现城楼正中高悬的毛泽东画像是根据毛泽东自己选定的照片放大而绘制的。这是解放区老百姓很熟悉的一张照片。著名画家周令钊在绘制时，在画像的下方二尺余宽的一条白边上写了毛泽东的亲笔题词“人民的胜利”。

　　周恩来验收时，觉得主席不会这么不谦虚，还自己为自己题词，就指示赶快将这几个字涂掉。

　　这时离开国大典只有不到半天了。画师们奉命赶到现场，拆画框已经来不及了，就临时决定用颜色刷子将下面二尺余宽的白边和题字都涂成中山装的颜色。涂好之后，看了又看，觉得有点欠协调，又在中山装上添画了一个扣子。

　　包瑞德在9月30日所拍的那张照片，就成了很难得的绝版。

　　苏联摄影师拍摄的开国大典纪录片不慎被火烧了

　　这是几个麻黄头发蓝眼睛的苏联人。

　　他们可以随意地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所有的人。人们注意到，连毛泽东、朱德等中央最高领导人都让他们随意拍摄，还随他们的指令作一些配合。在地面，还有一部小吉普协助他们。在天安门东侧视野最广的位置，还为他们搭了专用的高台。他们的拍摄条件，令在那高台后面颇远的美国总领事馆门前的包瑞德上校都羡慕不已。

　　指挥部得知他们拍的是彩色影片的电影。当时指挥部里几乎没有人看过什么彩色电影，都觉得很神秘。

　　这是斯大林派来的纪录电影摄影师。那是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主动热情提出来的。这次他们拍摄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得到了主人破例提供的各种拍摄方便条件。

　　他们的干劲很大，跑上跑下，开国大典那一天，从头到尾一直开着摄影机拍摄，机器一直响着连续而均匀的嗒嗒声。他们从毛泽东讲话、升国旗、阅兵、游行，一直拍到晚上五颜六色的礼花在夜空中闪烁，才兴高采烈地抱着几十个沉甸甸的胶片盒子，回到下榻的东华门大街的翠明庄宾馆里。这个宾馆在北平解放初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他们的这些珍贵的底片都堆放在宾馆的一个房间里。

　　胶片是易燃品，偏偏开国大典后没几天，这个堆放胶片的房间起了火灾！

　　几十本胶片几乎全烧光化成了烟。好不容易抢出来几本残片也残碎不堪，无法再用。这几个年轻人在宾馆前失声跺脚痛哭。

　　天啊！开国大典只能有一次呀……

　　据说，他们回国后受到了斯大林严厉的斥责与处分。

　　那个美国武官包瑞德听说他所羡慕的那些胶片全烧了，吃惊地耸了耸肩膀，极为惋惜地长长叹了一口气。

　　周恩来听说底片都给火烧了，在“啊”了一声之后，难受得有好几分钟都沉默着没有说话。

　　唯一感到幸运的是，我们自己从延安来的经历了战火考验的摄影师，拍摄了一部黑白纪录片，里面保存了开国大典的珍贵场面。

　　接着，斯大林又派了一个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来重拍。周恩来有了教训，这回让中国电影工作者与苏联人合拍，由总政派出懂艺术的黄镇将军担任顾问，这就是中苏两国合拍的大型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

　　这部影片获得了斯大林奖金。

    （陈敦德;摘自《崛起在1949：开国外交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