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像章的狂热

　　观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像章，就好比收藏了一部文革史。这些像章中反映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炮打司令部”、“一月风暴”、“吐故纳新”、“九大”等等。这些像章既记录了历史的片断，也承载了一代人被动狂热后的无奈，凝结了一个时代的巨人情结。

　　1966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两封边防战士希望得到像章的来信，在社会上立即引起了轰动。各地的红卫兵和各界群众纷纷把自己的像章割爱寄给边防战士。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热爱毛主席像章，看到战士们只有一枚像章，执勤的时候轮流戴，我们被你们的精神感动了。我们决定把在北京得到的像章和领到的毛主席语录寄给你们，表达我们的一片心意。”

　　包头钢铁公司一位青年看到《人民日报》上边防战士的来信后，暗自下了决心：只要有一枚毛泽东像章，就寄给他们。10月16日，他果然得到了一枚毛泽东像章。年轻人在胸前戴了3个多小时后，依依不舍地把像章摘下来寄给人民日报社，请报社代为转交。他在信中写道：“编辑同志，请赶快把这枚纪念章转给边防战士，快！快！”

　　同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像章送达边防哨卡的情形：白雪皑皑的昆仑山中，某部战士扛着语录牌、毛泽东画像，列队迎候送像章的专列。这是一个神圣的礼仪。等呀等，一直等到天黑都没有见到专列的影子。这时人们才恍然醒悟，原来是激动之余，把专列抵达的时间搞错了，专列要到次日才能到达。第二天晚上9时，在风雪中点着松明子、打着灯笼盼了好久的战士们终于看到了专列。山谷沸腾了，欢呼声、跳跃声、锣鼓声响成一片。战士赵培田、王振亚、李书田是最先给《人民日报》写信要求得到像章的3个人。赵培田为了接受毛泽东像章，走了115公里路，翻山过河，一天半的时间只吃了两餐，其他二位也是从百里外赶到的。当部队领导把像章别在他们胸前，三名战士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竞相佩戴像章，数目由少到多，型号由小至大。那时，生活比较艰苦，可人们宁愿忍饥受饿，也要买上一个像章，春风满面地别在胸上。那个年代，毛泽东像章种类极多，大的、小的、铜的、瓷的……有些狂热分子，为了集齐像章，竟至于倾家荡产。戴像章成了亿万人追捧的时尚，有人把它别在裙摆上，有人把它扣在帽檐上……一些人为了表明对毛泽东最忠诚，竟将它别进了肉里，然后得意地把伤口展览给他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