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正当国共两党携手进行的北伐革命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背信弃义，悍然发动了针对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15日，貌似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撕下伪装，下达了分共密令，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一人漏网”的鼓噪下，大批共产党人倒在了血泊中。曾因大量共产党人云集于此，国民政府中枢所在而被誉为“赤都”的武汉顿时变成了“白都”。中国共产党被迫完全转入秘密地下活动。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擦干了心中的泪痕，从失败的血泊中奋勇起身，将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回了昔日的大本营———上海，继续领导和开展第二次中国国内革命战争。

　　然而，历经了艰苦卓绝的4年地下斗争之后，由于熟知党内机密的高层领导顾顺章与向忠发的相继被捕叛变，匿身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其自身安全顿成累卵之势。同时，各类反动暗探、叛徒、工贼四处刺探钻营，撒开一张张无形的大网，妄图找到中共中央机关，彻底瓦解和破坏上海的地下活动。在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酷的情势下，中共首脑机关在上海已经难以立足，不得不从1931年起，陆续将中央机关秘密迁至江西苏区的瑞金。

　　红色中央被迫秘迁苏区瑞金

　　事情还得从1931年初说起。是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3月，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组成：总书记向忠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南省委书记王明、中央宣传部部长沈泽民（4月后由张闻天接任）、中央组织部长康生、农民部长张闻天、军事部长周恩来、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王稼祥、团中央书记博古。其中，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委。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领导层中，身为总书记的向忠发与身为7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之一的顾顺章，是在片面、单纯、教条地强调出身和经历的情况下进入领导上层的。也正是这二人几乎给上海的中央机关带来灭顶之灾。

　　3月下旬，掌管中央特科与交通局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受中央指派，护送张国焘、沈泽民到鄂豫皖根据地，并负责护送一批武器去江西瑞金。临行时，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千叮万嘱，要求顾顺章一定要胆大心细、严守党内地下斗争的纪律，任务完成后即刻返回。

　　可是，在武汉送走了张国焘、沈泽民二人，完成了武器交接之后，顾顺章就将周恩来的叮嘱抛之脑后。他不顾秘密工作的纪律，化名“化广其”，在汉口新世界游艺广场重操旧业，公开登台表演魔术，企图赚点外快一尽欢娱。4月24日，正在台上表演“枪击活人”的顾顺章被叛变邀功的王竹樵发现，当即被捕。

　　试玉3日，辨才7年。没有严刑拷打，仅是利害诱人，在特务们轻巧的利诱劝说下，谁也无法料到，大革命之初就投身革命，并且为党的隐蔽战线做过大量有益工作的顾顺章就叛变了。

　　顾顺章的叛变非比一般，由于多年掌控特科与交通，他的身上全是党的最高机密。尤其是上海中央机关的工作规律、方法、诸多领导的驻地、相互联络的手段及任务，他都了如指掌。直到多年后，负责抓捕和诱降顾顺章的国民党武汉特务头子蔡孟坚，在他的垂暮之年还不无遗憾地谈到：“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顾案关系中共命运甚大，设非共谍钱壮飞截留电报，则周恩来及潜伏上海之共党分子必一网成擒，而予中共以致命打击。”

    顾顺章叛变之后，要求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企图一举破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把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就在顾顺章到达南京的前十几个小时，周恩来单线领导并安插在中统头子徐恩曾身边的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了顾顺章叛变并将解往南京的电报。他立刻跳上火车，来到上海，飞速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

　　周恩来得到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后，在陈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协助下，立刻采取断然措施，改变中直机关的秘密工作方法，更换各地与上海中央的接头地点和暗号，将常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同志转移出上海。

　　这样，顾顺章与国民党当局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在上海的党中央首脑机关避免了一次后果极其严重的大破坏。

　　不过，顾顺章像一条疯狗一样，在上海街头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先后出卖了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和蔡和森。在随后不久的6月21日，他设计抓到了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向忠发因出身工人的经历坐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虽然身为党内最高领导人，但那也只是名义上的，负责实际工作的还是周恩来。

　　向忠发也是个彻彻底底的软骨头。与顾顺章的叛变如出一辙，向忠发还没有被上刑，就跪倒在了敌人面前，并供出了周恩来、瞿秋白等高层领导以及中共秘密机关业已变换的新地址。幸亏事前已得到消息，待向忠发带着大批特务赶去时，周恩来、瞿秋白等已经闻讯转移。

　　天道还报。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3天，尽管向敌人不停地摇尾乞怜，但由于供不出更多的党内机密，已经百无一用，被押上刑场处决了。顾顺章行尸走肉般地多活了4年，在1935年国民党情报系统的内讧中，被对手愤然处死。

　　很快，在稍稍稳定之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重新组成，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由博古负总责。同时，鉴于上海的严峻现实，党中央已经很难立足并生存下去，经请示共产国际同意之后，临时中央首脑机关全部秘密迁至中央苏区的瑞金。一场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及命运的秘密大转移就此悄然拉开了帷幕。

　　周恩来三易装束过险关

　　顾顺章、向忠发的叛变，使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处于了一个最为危险的境地。由于长期在党内最高层工作，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起，周恩来就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国共双方的不少人都熟悉他。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几年间，顾、向二人与周恩来同是特委负责人，平时相处甚多，彼此非常熟悉对方的生活规律、脾气与秉性。在此严峻形势下，中央指示周恩来务必尽速离上海，前往中央苏区。

　　1931年12月上旬的一个夜晚，借助暗夜的掩护，周恩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安排，身穿藏青色哔叽对襟短衫，下身穿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脚蹬一双皮鞋，头戴鸭舌帽，看上去像广东方向的普通工人，在交通员黄平的护送下，乘一辆人力车直奔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

　　为了保密与安全，邓颖超和母亲在狭小的阁楼间悄悄目送他快步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