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吴仲廉悲痛的述说，江华的心情非常沉重。他安慰吴仲廉说：“等到革命胜利了，一定把孩子接回来，我们一起抚养他！”

　　见江华对自己仍然一往情深，吴仲廉非常感动，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１９３８年春天，吴仲廉从中央党校毕业，被派往陕西泾阳县，在安吴堡青训班任女生大队指导员。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山东的战略地位，为了统一领导进入山东的各支部队，决定成立山东纵队。江华被任命为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

　　离开延安前夕，江华去凤凰山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在分析了山东的抗战形势、叮嘱了一番关切的话语后，又关心地问江华：“这次去山东，还有什么困难吗？”

　　在毛泽东身边成长起来的江华，索性一吐为快：“我想和吴仲廉结婚！”

　　毛泽东笑了：“这很好嘛，你和吴仲廉曾一起参加学生运动，又都是‘井冈山人’，我同意你们结婚！不过，还要履行一下组织手续才是。”

　　听毛泽东这么一说，江华喜出望外。他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到泾阳，把这个喜讯告诉吴仲廉。

　　１９３８年８月，由张经武司令员率领的山东纵队从延安出发了。在途经泾阳时，吴仲廉也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之中，并担任山东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江华和吴仲廉骑着马并肩开赴山东抗战前线。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江华和吴仲廉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出席了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代表大会。在５００多名七大正式代表中，除了朱德、康克清，周恩来、邓颖超，张闻天、刘英，李富春、蔡畅等人外，夫妻双双同为七大正式代表的实不多见。

　　江华和吴仲廉是在１９４３年冬天回到延安的，不久，便进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

　　一天，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来找江华和吴仲廉，说是有个“老同事”要见他们，请他们到他的办公室来一下。江华夫妇纳闷地猜测着：“这个‘老同事’能是谁呢？”彭真神秘地一笑：“见了面，你们就知道了。”

　　江华和吴仲廉跟着彭真来到他的办公室。门刚推开，他们便惊喜地叫了起来：“毛主席！”

　　５年不见了，毛泽东比刚到陕北的时候胖了一些，但衣着还是那么朴素，精神特别好，谈笑风生。毛泽东关切地询问起江华和吴仲廉在山东敌后及回延安途中的所见所闻，特别是老百姓的生活情况。江华告诉毛泽东，鲁西北、冀鲁豫、太行等地群众的生活比较苦，最苦的是太行山区，老百姓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在邯郸，由于鬼子多次“扫荡”，老百姓的粮食都被抢光了，没有饭吃，只好吃枣子充饥……

　　毛泽东又问：各地的生产情况怎么样？江华因一路没有留心生产问题，只好如实地向毛泽东作检讨。

　　毛泽东没有批评江华，而是耐心地开导说，我们的干部，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善于“察言观色”，就是说，要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脸色怎么样，情绪怎么样，通过这些现象的观察，就能了解到群众生活的基本情况了。当然，这还不够，但了解群众的第一步，应当是“察言观色”。

　　参加整风学习，参加党的七大，吴仲廉和江华在延安生活了近两年时间。让江华夫妇感触最深，且一生受用的，是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教诲。在后来的工作中，他们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时刻把群众的冷暖记在心头，全心全意地当好人民的公仆。

　　她是新中国第一位省高级人民法院女院长，毛泽东对她说：法院万岁嘛

　　１９５２年，吴仲廉出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成为新中国担任这一高职的第一位女性。新中国的人民法院是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提高老干部，培养新干部，改造旧司法人员”，成了人民法院最迫切的任务。吴仲廉刚一上任，便带领省法院的同志，“一边作战，一边建军”。他们携卷下乡，巡回审判，在浙江全省普遍建立起人民法庭和巡回法庭，清理了数以万计的积案，使人民法院的工作很快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吴仲廉本人也迅速完成了从党的政工干部到司法战线领导人的角色转变，成为颇有建树的人民法官。

　　吴仲廉认为，人民司法工作既要讲专政又要讲民主，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做到民主，律师制度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的标志。１９５５年，她率先提出建立律师协会，允许律师依法为被告申诉、辩护。

　　吴仲廉十分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和对申诉案件的处理，并将此作为人民法院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条重要渠道，作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实现审判监督的必要手段之一。在她的倡导下，浙江省法院较早地建立了人民来信登记、编号、转办、催办、审批、答复、总结等归档制度，做到件件有交代，事事有着落。省法院还规定了院长、庭长、处长定期轮值接待来访群众的制度。吴仲廉的接待记录详细明了，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好评，并转发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参阅。

　　吴仲廉坚决反对一切不按法律规定办事的违法行为，力求从法律程序和制度上确保判案的正确。对于法院“独立审判”有争议时，吴仲廉大胆地给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同志写报告，明确提出法院工作就是要依法实行独立审判。在指导审判工作时，她一贯强调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她经常说：“审判案件是关系到人的政治生命甚至生杀予夺的大事，认定事实、执行政策一定要过硬，来不得丝毫马虎。”

　　１９５６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清查案件时，各地上报的死刑犯有８５４人之多。吴仲廉觉得这个数字非同小可，８００多个死刑犯人要牵涉到数千名家属，影响面很大。于是，她亲自审阅案卷，核对事实，经常工作到深夜。她还派出近百人的工作队到各地核实情况，经过一一甄别，再三审核，最后确定非杀不可的只有２４人。吴仲廉依法办事，有胆有识，被群众称赞为“女包公”。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去杭州。在杭州期间，毛泽东经常把江华和吴仲廉找去叙旧，回忆当年在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评说其中的是非曲直。毛泽东还经常风趣地与他们聊民俗，谈家事。当毛泽东得知吴仲廉一直担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时，便诙谐地说：“法院万岁嘛！”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贺子珍长期住在上海。吴仲廉与贺子珍从井冈山起就是要好的姐妹。贺子珍每次来杭州，吴仲廉都要亲自到火车站去接她，还要请她到家里吃饭，聊上一会儿在中央根据地的战斗生活。

　　１９６６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江青一伙阴谋篡党夺权，煽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并疯狂叫嚷“砸烂公检法”。吴仲廉是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兼党组书记，又是浙江省“头号走资派”、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妻子，更是难以幸免。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８日，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影响下，浙江省的造反派开始在公检法系统全面夺权，大批厅、处级干部遭到批斗，工作陷于瘫痪。

　　第二天下午５点左右，勤务员去给被隔离审查的吴仲廉送饭。他推开门，只见吴仲廉坐在沙发上，头伏在沙发扶手上。勤务员以为她在休息，便过去唤她吃饭。走到跟前，勤务员惊呆了，吴仲廉已经死了……事后，有关方面给出的结论是：吴仲廉畏罪自杀。

　　吴仲廉去世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造反派只通知她在上海的大儿子吴长征（即王继曾）前去料理后事。可料理后事的整个过程既不让家人参与，又不让家人知道，甚至将吴仲廉的骨灰秘密处理掉。

　　吴仲廉去世的消息，当天就报告到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怎么也不相信一个经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考验的坚强的红军女战士会自杀！他要求立即查清情况，另行报告。但在“文革”非常时期，周恩来的这一要求根本无法落实。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被关押在浙江美术学院的江华却一点也不知道。同年２月，毛泽东指示要把一批省委第一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当周恩来的一位联络员几经周折找到江华，告知要送他去北京时，江华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去了，吴仲廉怎么办？”直到这时，人们不得不告诉他：“吴大姐已经不在了……”闻听噩耗，江华如五雷轰顶，一下子瘫软了，人们只能用担架把他抬上北去的列车。

　　吴仲廉的孩子们事后也曾作过许多努力，秘密寻找证据，力图查清母亲的死因。省法院的一些同志曾偷偷地告诉她的孩子，说吴院长的死疑点很多：一个人怎么可能坐着，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自己将自己勒死呢？就在她去世的前一天，她曾回家取过衣服，还请家里的厨师清炖了一锅鸡汤，说明她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继续坚持斗争；她几次利用上厕所的机会，鼓励其他同志，要相信党，要坚强……而眼下，现场完全被破坏，遗体已经被火化，连骨灰都不知去向，林彪、“四人帮”在浙江的死党和爪牙“砸烂公检法”的行动更加肆无忌惮。孤立无援的孩子们心中一片茫然……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最终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１９７８年１１月，浙江省政法系统为吴仲廉召开平反昭雪大会。

　　１９８７年１月２７日，在纪念吴仲廉罹难２０周年的日子里，康克清、曾志和彭儒三位井冈山女兵在《浙江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深切怀念她们敬爱的老大姐吴仲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