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宜章农军中的一员女将，跟随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军走上井冈山

　　吴仲廉，湖南宜章县城关镇人，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６日出生。她的父亲吴初生在城关镇开了一爿卖鱼的小店，靠小本生意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父母省吃俭用供她读书。吴仲廉天资聪颖，清秀恬静，喜欢吹箫操琴，写得一手娟秀的毛笔字。

　　１９２６年夏天，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宣誓北伐，汹涌澎湃的大革命浪潮席卷南方各省。毗邻广东的湘南地区自然首先受到革命的洗礼。正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吴仲廉，积极投身到革命的行列之中。１９２７年４月，由同学曾志介绍，吴仲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吴仲廉等２０多名宜章籍同学，在青年教师、共产党员张际春的带领下，返回家乡宜章县，在碕石村承启学校坚持斗争。

　　碕石村是个有五六百户人家的大村子，群众基础比较好。吴仲廉和承启学校教师彭晒等１０多名共产党员秘密建立了中共碕石特别支部，彭晒任支部书记，吴仲廉为委员。

　　１９２８年１月１２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当地农军的配合下，智取宜章县城，掀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

　　第二天，吴仲廉和彭晒奉中共宜章县委指示进入宜章县城，直奔起义军指挥部，向朱德、陈毅汇报黄沙地区的革命活动情况。

　　这天，中共宜章县委在城内西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正式更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会后，彭晒和吴仲廉与朱德、陈毅一起研究确定了碕石年关暴动和攻打黄沙堡的军事计划。

　　彭晒和吴仲廉从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回到碕石村后，立即召开特别支部秘密会议，根据朱德、陈毅的指示部署了年关暴动计划。

　　碕石年关暴动之后，一支由３００多名赤卫队员组成的碕石工农革命军独立营正式成立，彭晒任营长，朱德派龚楷担任党代表，吴仲廉负责后勤工作。这时，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萧克也来到碕石村，向特支书记彭晒和组织委员吴仲廉递交了党组织介绍信。特支决定，任命萧克为独立营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此后，这支势不可当的农军，将农民暴动推向整个黄沙区。吴仲廉随军参加了攻打桂阳县城、临武的水东和宜章的象山、大黄家等多次战斗。这个文静的女师范生，在枪林弹雨中成长为宜章农军中的一员勇敢的女将。

　　朱德、陈毅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很快占据了湘南，控制了贯通南北的重要通道湘粤大道，部队扩大到８０００多人，形势一片大好。３月间，粤、桂、湘军阀混战结束，军阀之间取得暂时的妥协后，立刻勾结起来，以７个师的兵力对工农革命军进行“协剿”。为了保存军力，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朱德、陈毅果断决定起义军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４月上旬，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和宜章县党政军人员及家属子女共３０００多人，在师长胡少海的指挥下，向井冈山进发。此时，已调到中共宜章县委组织部工作的吴仲廉，带领的是一支数百人的特殊部队，除了少数手持大刀、梭镖的赤卫队员外，几乎是清一色的老少妇孺。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部队只能翻山越岭走小路。

　　经过２０多天的艰难行军，这支特殊队伍终于和大部队一起到达井冈山。

　　她曾是毛泽东身边的书记员，古田会议决议最初就是由她抄写出来的

　　井冈山会师不久，吴仲廉被调到红四军政治部工作，在毛泽东身边任书记员。

　　前委的工作紧张、繁忙，起草通知，抄写命令，往往军委会议刚一结束，就要将会议决定抄写多份，立即分发到各部队去。吴仲廉经常一个人干几个人的工作，刻钢板、抄文件、印材料，样样工作都完成得很出色。

　　为了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解决部队给养问题，１９２９年新年刚过，红四军和红五军在柏路开会，决定分兵作战。红五军坚守井冈山，红四军下山到敌人后方牵制敌人。

　　为了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红四军下山前，成立了工农运动委员会，由前委委员谭震林担任主任。谭震林调来曾志、伍若兰、贺子珍、吴仲廉和康克清等７名精明强干的女将，组成妇女组。

　　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４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的主力离开井冈山，进军赣南，先后进行了大余、大柏地、宁都、广昌等一系列艰苦战斗。

　　妇女组一住下来，就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帮助地方建立雇农工会和农民协会，为部队筹粮筹款。她们还跟随毛泽东开过几次调查会。毛泽东亲自制定了一份了解农村阶级关系的调查表，妇女组走一路问一路，把访问的内容记录下来。晚上，由吴仲廉将记录整理抄写出来，送交毛泽东。

　　在井冈山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红四军司令部布告》。这是一份用四言体写成的布告，只有３６８个字，将红军的性质、任务、宗旨和方针写得一清二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看过这件文物，并在上面批字：“这是红四军１９２９年１月从井冈山下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的布告。”红军进入赣南后，谭政、江华、谭冠三、吴仲廉等军委秘书处的文化人，就一路走，一路抄，一路贴。这张布告对发动群众，扩大革命影响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红四军前委工作的那段日子里，吴仲廉经常给毛泽东抄写报告、讲话，她也增长了不少见识，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古田会议召开。吴仲廉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古田会议。古田会议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建设的经验，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人民的军队。大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３万余字的８个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的最初版本，就是经吴仲廉亲手抄写出来的。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１岁的吴仲廉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其实，她心中已经有了尚未公开的恋人——前委秘书、颇有才气的瑶族小伙子江华。但在领导和康克清等人的热心劝说下，吴仲廉还是服从了组织。１９３０年夏天，她与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曾日三结婚。朱德是他们的主婚人。日后，吴仲廉与曾日三成为一对同甘共苦的好夫妻。

　　随着中央根据地的不断扩大，许多青年妇女踊跃参加支前工作，其中一些人不愿回去，坚决要求当红军。经过中革军委和地方党组织协商，决定将她们编入红军学校女子义勇队，为地方苏维埃培养能文能武的妇女干部，并决定调吴仲廉和康克清分别担任女子义勇队的指导员和队长。

　　朱德常对康克清说：“只有严格治军，才能带出好兵。”吴仲廉和康克清遵照朱德传授的经验严格带兵，不论队列训练、内务卫生、日常作息，还是值勤放哨都非常严格，从不懈怠和马虎。经过半年的学习和训练，女子义勇队１８０多名学员全都领到结业证书。她们中间的一部分被分配到红军医院工作，大部分则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分配到各县、区、乡，从事地方工作，成为那里的工作骨干。

　　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鏖战河西走廊，她是悲壮历程中的坚强女性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被迫离开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红军出发时，吴仲廉是军委卫生部担架队政治指导员。这支担架队共有３０多副担架，１００多名红军战士和一部分途中请来的民工。

　　在长征开始的前３个月里，红军日夜兼程，一路强行军。担架队的同志除了自己的行装，还要抬着伤病员，付出的艰辛可以想见。走着走着，一些民工便偷偷离开队伍。为了照顾伤员和整个担架队，吴仲廉不顾辛劳，跑前跑后，不断地劝说和鼓励民工们克服困难向前走。

　　离开中央苏区时，曾日三是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而红五军团担任整个大部队的后卫。１９３５年６月，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吴仲廉才被调到红五军团教导队任教员。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革军委对红军部队进行了一系列组织调整。７月下旬，红五军团改为红五军。后因政治委员李卓然负伤，曾日三代理红五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１０月５日，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面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企图，曾日三极为愤慨。在张国焘召集红五军营以上干部开会时，他公开抵制张国焘的命令，也拒绝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张国焘恼羞成怒，将曾日三调离红五军，并降职到原红四方面军所辖的第九军任政治部主任。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为了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和打通国际通道，中央组建西路军，西渡黄河，向河西走廊进军。吴仲廉奉命西渡黄河。此时，身为红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的吴仲廉，已经怀有８个月的身孕。不久，她在张掖西北的临泽县生下了一个男孩。

　　西路军在西进途中，面临的是以剽悍、凶残而著称的全副日式装备的马家军。在４个多月时间里，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浴血沙场，与数倍于己的马家军殊死鏖战，但终因众寡悬殊，兵败祁连山。１９３７年３月１４日，在康龙寺南石窝附近，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被迫决定：将现有兵力和人员分为左、右两个支队进行游击活动，等待与党中央派出的援西军会合。李先念和李卓然率领的左支队向西行进了几天后，为便于主力机动，决定成立一支干部支队，由毕占云任队长，曾日三任政委，与主力分开行动。吴仲廉和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也在这支队伍中。

　　干部支队不足４００人，除了原直属队的一些领导干部外，主要由总部特务团、妇女抗日先锋团余部、各军医院、后勤部的部分战士组成，大都是伤病员和妇女、小孩。支队领导决定派人将重伤员和年龄较小的战士护送出山，到群众家中养伤或自寻出路，剩下的人坚持在山上打游击，寻机突围。

　　干部支队离开主力后，曾多次遭遇敌人。一天傍晚，当他们到达北川门时，马家军骑兵像海啸一般汹涌袭来。为了掩护伤病员和妇女突围，政委曾日三亲自担任火力掩护。因寡不敌众，部队陷入敌人的紧密包围之中。敌人凶狠地嚎叫着：“当官的出来！否则，统统杀掉！”曾日三挺身而出……吴仲廉亲眼看着自己的丈夫倒在血泊之中。

　　吴仲廉被俘后，被敌人从张掖押解到西宁，在中山医院做苦工。在那里，她被敌军医罗承训认了出来。几个月前，罗承训随马家军在一条山阻击红军时，曾被红九军俘获。经吴仲廉和敌工部同志的教育，罗承训获释，还得到红军发给他的路费。罗承训非常感激红军的俘虏政策。当他认出吴仲廉时，当即表示要帮助吴仲廉脱离虎口。

　　此时，在马步芳第一○○师跳舞团里，扩充进三四十名被俘的西路军政治部剧团的女战士。当得知张琴秋、吴仲廉和妇女独立营营长陶万荣等重要干部被俘的消息后，女战士们非常焦急，千方百计地将她们认领到跳舞团，保护起来。吴仲廉与张琴秋、陶万荣商议，准备利用罗承训的帮助逃出西宁。然而，事情正在筹划之中，却出现了异常情况。

　　原妇女独立团女战士杨绍德被俘后，被“赏给”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宣传科长陆澄做小老婆。一天，杨绍德去跳舞团看望女友，无意中发现了张琴秋，回家后便向陆澄告密。陆澄的上司正是蒋介石派驻青海监视马步芳的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政训处长李晓钟。为了把张琴秋、吴仲廉等红军重要干部从马步芳的手里弄出来，李晓钟和陆澄假意应承将她们送回原籍的要求，并亲自护送。可一行人到达西安后，李晓钟和陆澄便原形毕露，竟把她们交给国民党宪兵队，直接将她们押往南京，关进国民党关押政治要犯的南京晓庄“反省院”。

    她和丈夫是参加中共七大为数不多的夫妻代表，毛泽东教他们“察言观色”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８日，周恩来、叶剑英乘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之便，亲自到晓庄“反省院”探视在押的政治犯，并积极开展营救工作。１０月初，吴仲廉和张琴秋一起回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十二班学习。

　　吴仲廉自从１９３５年８月随左路军行动，离开战友们已经两年多了。在延安，她见到毛泽东和许多当年中央红军的老战友，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当年曾和她一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战友江华，此时已是军委四局局长，他对吴仲廉更是关心备至。吴仲廉在讲述了这些年异常艰苦的战斗经历后，又谈到曾日三不幸英勇牺牲，以及留在河西走廊的不满周岁的儿子。这位在严酷斗争中从未掉过一滴眼泪的坚强女性，此时已禁不住潸然泪下。

　　西路军突围时，队伍被打散，吴仲廉忍痛把孩子寄养在甘肃临泽一个叫王学文的保长家里。吴仲廉被俘后，王学文曾前往张掖看望过她。王学文让吴仲廉放心，他一定将孩子抚养成人。为了纪念丈夫曾日三，吴仲廉给孩子取名王继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