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忠”的问题，刘老对父亲是这样说的:商汤、周武是桀、纣的臣，后来讨伐桀、纣，后人不但不骂他们是叛逆，倒赞美他们是圣贤。忠，要忠于人民，并非忠于一人。目前国事败坏到这个样子，人民流离失所，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希望和平，政府必须改造。如果你能按照历史发展，顺应人心，起来倡导和平，天下人会箪食壶浆欢迎你，谁还会骂你叛逆呢？

　　接着刘老还针对父亲企图依靠空投、固守平津，与城共存亡的想法说，文化古都不能毁在你傅宜生的手里，解放军四面而来，城是守不住的。蒋介石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支援你。现在与中共和谈的资本虽然不如过去了，但议和一成，平津免遭战火破坏，城内军民生命财产得以保全，人民会感谢你的。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政策也是很明确的，高树勋起义就是一个见证，你只要接受了和平起义，共产党是不会亏待你的，你和你的部属，都会有个光明前途的。

　　我把父亲大闹居仁堂的情况向佘、崔汇报后，1949年1月1日，毛主席为父亲不理解为什么宣布的战犯中也有他的名字，写了一个电报给父亲，电报发到平津前线指挥部，林彪派李炳泉回来传达的。这封电报，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元旦六条”，一下子解除了父亲的思想疑虑，把父亲又拉到了谈判桌上，这才有了派周北峰出城进行的第二次谈判。

    不寻常的一顿饭

　　1948年12月底，父亲把邓宝珊将军接到了北平。当天晚上，他们一起到马占山将军家吃饭。他们三人早在抗日战争年代就拜了把子，成了异姓兄弟。邓伯伯来平不久，就与崔月犁同志接上了头，二人商量着如何做父亲的工作。

　　1949年1月12日，邓伯伯把我叫去，说他与父亲一起吃了一顿饭，这顿饭好像是邓伯伯张罗的，弄了五六个菜。这对我父亲来说，是第一次，因为平时，父亲吃饭只有两个菜，有客人时，才加一个。这次这么多菜，我就感到可能有好事。

　　后来，我去向崔月犁汇报情况时，我还没开口，崔问我:前一两天，你与父亲和邓宝珊将军一起吃了一顿饭吧？我很惊奇地说:你怎么知道？他答:邓将军对我说的。他说你父亲的问题解决了，下决心与我们党合作了。我当时听了这话，高兴极了！

　　没有封口的信引起的波澜

　　1949年1月25日、26日的晚上，邓宝珊将军和解放军最早入城的苏静处长，来到中南海居仁堂来看望父亲，父亲就让值班的勤务兵端茶倒水，与苏静处长热情地聊了起来。我就退到了里边房间。紧接着，邓伯伯也随我进了里屋，并把一封没有封口的信交给了我，他说:冬菊，你先看看，尔后抽个适当机会交给你爸爸。

　　我看后，感到措词很严厉，好像一份通牒。信一开始就指责父亲率部大肆进攻解放区，先后占领了70多个县镇，并且一一列举了县镇的名称。接着就指责父亲所部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所不用其极。最后给父亲指了两条路，一是自动放下武器，一是出城改编，并限1月20日下午12时前作出抉择。

　　我看到信时，国民党军正在向城外开，父亲看到信后，一旦生了气，把协议推翻了怎么办？我决定，等国民党军队都开出城之后再说。

　　谁知2月1日，《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全文发表了这封信，我父亲看后大发雷霆，说什么登报前不给他看，这是打他的闷棍，有意把他在全国人民面前搞臭。

　　后来我听段清文说，父亲把邓伯伯找了去，问这是怎么回事？邓伯伯说:这封信是林彪在通县谈判完后交给他的，他看后认为已经签了协议，没有必要再交给父亲看了，所以回城后就把信交给我，让我收起来存档就行了。邓伯伯就这样把事情搪塞了过去。

　　可是这件事并没有到此结束，1953年“三反”“五反”时，我所在的支部有人把这事提了出来，说我扣压中央给我父亲的信。我不仅写了文字检查，还在支部委员会上作了检讨，这才算完事。

　　(傅冬口述)

　　据《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