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和主要领导人。习仲勋是刘志丹的老战友，在刘志丹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历任重要职务。1935年刘志丹和习仲勋同遭极“左”分子的迫害，被关押在一起。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和刘志丹同志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救了他们。可是，当年与刘志丹一起遭受极“左”分子迫害的习仲勋，在建国后又一次遭到陷害。而这次习仲勋遭受康生的陷害，却是因为小说《刘志丹》。

　　小说《刘志丹》

　　1936年4月，刘志丹在率部随毛泽东东征作战时牺牲。刘志丹牺牲后，中央对他的一生是充分肯定的。毛泽东曾满怀深情地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牺牲后，他的威望，在中国共产党内，在人民军队里，尤其是在参加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中，一直很高。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宣传、纪念刘志丹，工人出版社于1956年主动约请作家李建彤写一部记述刘志丹事迹的小说。

　　李建彤是写这部小说的合适人选，她是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之妻，1944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早在延安时期，她就收集过关于刘志丹的一些材料，建国后，她以刘志丹亲属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进一步收集了许多关于刘志丹事迹的材料。又经过长期细致的准备，于1958年初动笔写作，同年冬写出初稿，次年春写出第二稿，夏天改完第三稿。

　　考虑到记述刘志丹的事迹必须真实可靠，分寸把握也应该更慎重些，作者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当年与刘志丹一起遭受迫害、建国后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审阅小说稿。习仲勋怀着对老领导老战友的深厚感情，认真阅读了书稿，并于1960年春两次约请作者谈自己对书稿的意见。习仲勋首先肯定作者所付出的劳动后，从历史和政治的高度提出：小说还没有写好，没有把刘志丹写出来，要把刘志丹放到大革命整个一个时代去写。由于书中提到高岗，而这个问题十分敏感，习仲勋对此十分注意。因此，习仲勋在与作者的谈话中特别提出：书中有一处写到高岗，还写当时高在一个问题上的主张是对的。这样写不妥，不要写高岗。

　　习仲勋提出意见后，作者又着手对作品进行修改，于1961年春写出第四稿，1962年春写出第五稿后，送给当年与刘志丹一起闹革命的一些老同志征求意见。许多老同志对作品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特别是，原陕北老干部、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贾拓夫、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分别对作品提了一些改进意见。

　　作者考虑到这部书是宣传革命烈士的，又涉及党的历史，应该由中宣部审阅，便把样书也送给中宣部主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周扬审阅。周扬认真看后认为，小说写得很好，可以出版。

　　虽然有了这样一些前提，但作者出于慎重，仍然没有马上出版这部小说，而是向工人出版社提出将书稿印出少量样书，以便于送给一些当时在陕北和刘志丹一起闹革命的同志，进一步征求他们的意见，以求把书改得更好。工人出版社采纳了作者的意见，只印出几百本样书。

　　然而就在此时，一场横祸不期而至，《刘志丹》一书被定为“反党”，习仲勋被卷入其中，蒙受了极大的冤屈。

    横遭恶棍

　　一贯专以整人为能事的康生得知作者曾拿着小说《刘志丹》的初稿去征求过习仲勋的意见后，决定借此事整习仲勋。康生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刊发小说《刘志丹》。8月24日，康生又写信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小说《刘志丹》不是一个单纯写作问题，而是带有政治倾向的。作为书记处书记之一的康生还提出：中央书记处一定要严肃处理这件事。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时，康生自己也承认，他根本没有看过《刘志丹》这部小说稿，但他却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是写刘志丹的，就断定这本小说完全是为高岗搞翻案的。

　　8月26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召开。在会上，有一些人认为目前有一股“翻案风”，彭德怀写长篇申诉书就是一例。就是在这样的会议气氛下，康生在会议期间上下活动，今天找这个谈话，明天找那个谈话，给小说《刘志丹》扣上了许多政治大帽子，并且在找许多人谈话中点明：《刘志丹》这部小说是习仲勋支持搞的，习仲勋的目的是想为高岗翻案，是想拉起西北山头。康生这样一搞，在会议上搅动起了更大的风浪。不明真相的许多同志要求会议讨论一些报刊部分发表小说《刘志丹》这件事。在此情况下，会议安排讨论这件事。在讨论中，康生十分恶毒地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这就是要为高岗翻案！这就是翻案风！他还说，现在是西北山头在闹事，他们想以西北山头的力量来为高岗翻案，现在要打掉西北山头。他发言的部分内容在全会简报（“总72号”）上登出，引起议论纷纷。虽然康生在全会简报上登出的讲话中，没有提习仲勋的名字，但他事先找许多人谈话，矛头是直指习仲勋的。72号简报下发后，与会者相互一传，大家就都知道，康生的矛头所指就是习仲勋。在中央批翻案风的背景下，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志在会上也提出，要揪出事件的“后台”，要习仲勋写检讨。

　　康生迫害习仲勋，是有历史原因的。早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康生就继承原来陷害刘志丹等人的极“左”分子的衣钵，搞阴谋，想借机陷害某些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习仲勋对此予以坚决抵制。中央也制止了康生无中生有的陷害。同时，在当时习仲勋对康生搞“抢救运动”持有异议，在实际工作中予以抵制。对此，康生在心中对习仲勋记下了一笔仇。解放战争中，习仲勋对康生在山东地区搞土改时的一些极左做法，持有不同意见，并且在自己的领导工作中，采取稳重的方针，受到中央肯定，效果也好。相比之下，康生很失面子，心中又对习仲勋结下了一笔仇。而对于这些，光明磊落、心胸坦荡的习仲勋却一点儿也不知道。建国后，习仲勋对康生仍以老同志加以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