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宋庆龄家，程全昭随即来到生活书店找邹韬奋。但邹韬奋当时在国外。程全昭留下了信和名片。接着去内山书店找鲁迅。书店里的伙计告诉程全昭：鲁迅你是找不到的。但你如果有事，我们可以转告他。程全昭就把信和密件留给了伙计，还特意关照这信件需要用显影水才能看文字。

　　当天下午，程全昭来到中华职业学校找李公仆校长。学校老师告诉程全昭：李校长不在，他一般是晚上六点半来上课。程全昭就在学校门口等。从下午等到晚上。六点钟，李公仆走进了校门。他请程全昭到学校会客室坐下交谈。程全昭说，“我从江西来，帮方志敏送一封重要的信给您。”李公仆见身旁有人，装着很惊讶的样子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他怎么会让你送信给我？哦，这样吧，信先放我这里好了！”

　　程全昭把信和密件加上“李贞”的名片都送到了方志敏指定的地址。当晚，她回到了宝隆医院，心里七上八下的，等待着对方的回音。

　　夜深了，程全昭见没有人来，打算睡觉。就在此刻，一位打扮时髦的少妇来到宝隆医院找“李贞”。她告诉程全昭，她姓宋，是宋庆龄派她来找李贞的。程全昭以为眼前的这位贵夫人就是宋庆龄。这位少妇又告诉程全昭：“你来上海送信的事已经有人知道，你必须赶快离开上海，我就是特地赶来通知你的。”

　　后来才知道，这位贵夫人是章乃器先生的夫人胡子婴。

　　以下是胡子婴女士的回忆：

　　记得是1935年夏天，一天下午，我去生活书店。当时，该店的主要负责人是毕云程，因为韬奋可能是出国了。我去时，胡愈之也在生活书店。……他们正在为一件事情发愁。不久前，有一个女孩子送来了一封方志敏从狱中带出来的信。这封信我也看见的。内容主要是说他写了一本文件，要托上海的同志送到党中央去……同样的信有四封：一封是给宋庆龄的，一封是给李公朴的，一封是给韬奋的，还有一封是给鲁迅的。给李的已送去并收下了，给鲁迅的信还没送……当时书店的毕云程等接到这信后非常着急，因为无法证实这信的真伪……正在为难时，我去到书店。他们把全部经过告诉了我，并让我看了来信。那女孩子并要求书店晚上派可靠人到她落脚处宝隆医院取方志敏从狱中送出来的一包文件……我当时考虑，这个文件一定是个重要文件，不然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由狱中送出来。我是党的朋友，就毅然提出由我去取这个文件。

　　那天晚上，胡子婴根据白天的约定，来到了宝隆医院门口。胡子婴回忆说：这女孩子就迎上来，并问我姓什么。我说“我姓宋”，因为我母亲姓宋，就随意用了我母亲的姓氏，而且我当时的打扮是贵夫人，女孩子误解我就是宋庆龄，立刻将手中用报纸包好的文件交给了我。

　　（史料记载：那天晚上，胡子婴在宝隆医院从程全昭手中取到方志敏狱中文稿后，立刻就回到书店，当面交给了胡愈之和毕云程。几个人将纸包打开一看，果然如方志敏信中所言，全是密写的（未显影）白纸。当时毕是中央特科工作人员，遂将文稿转送到中央特科。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组织显影后，又将显影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寄给了在法国的吴玉章。当时吴受党中央委托，在巴黎主办《救国时报》。于是在刚刚创刊不久的《救国时报》（第二期），刊登了“抗日烈士方志敏之遗书”，即《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同时加按语介绍了方志敏被捕、牺牲等有关情况。）

　　胡子婴当晚要给程全昭100元钱，被程全昭谢绝了。但她听从了胡子婴的劝告，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上海。回到杭州后，程全昭不敢直接回家，就在西湖边六公园闲逛。当时，程全昭全家人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一家人急得要命，四处寻找。程全昭的大弟在六公园发现了姐姐，硬把她劝回了家。在父母的逼问下，程全昭讲述了大致经过。她的父母大吃一惊，自己的女儿居然做了如此危险的事。父亲呵斥说：你知不知道要坐牢，要杀头的，全家人都会跟着你吃官司！

　　从此，父母亲把程全昭关在家里，不许她离家一步，也不许她与外界接触，母亲守着她形影不离。

文稿传递者程全昭   

　　1936年部分文稿在巴黎《救国时报》发表

　　此后的情节发展，方志敏的女儿方梅在《方志敏全传》中有以下记载：

　　程全昭去上海意见20多天，没有丝毫音讯。方志敏着急，高家骏也着急。为了把余下的文稿送出去，高家骏又接受了方志敏的嘱托，带着与程全昭同样的信件，到上海找党组织。

　　高家骏请了长假，于（1935年）7月30日抵达上海。送出了方志敏写给李公仆的信后，发现有人跟踪，便急忙离开上海前往杭州。后来，因他家里失火，其余三封未送出的信全被烧毁。他和程全昭的恋情也以牛郎织女的结局告终。

　　18岁的程全昭不负所托，历尽艰难险阻，终将稿件送到上海。先是由章乃器（当时的“爱国七君子”之一）的夫人胡子婴接收下来，后又通过她转给了生活书店的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毕云程。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为营救方志敏，中央特科即使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并迅速派出特科人员在南昌民德路开设了一间“育民诊所”，以此作掩护。

　　在方志敏被捕一周年之际，1936年1月29日，巴黎《救国时报》发表了方志敏《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和《我们临死前的话》，该文稿就是程全昭送出去的。

　　（另据史料记载：高家骏回到杭州后，又打听到南昌方面的消息：他走后数日，方志敏就被蒋介石下令秘密处决了。军法处虽不知高家骏、凌凤梧等人合谋暗中为方志敏传送密件，但已觉察他俩同情方志敏，关系较密切，凌凤梧已被军法处审查。高家骏只好停止一切活动，过起度日如年的隐居生活。）

曾任江西省卫生厅副厅长的方志敏遗孀缪敏当年给程全昭写信的信封 

方志敏遗孀缪敏   

　　另一位传递者叫胡逸民

　　据史料记载，方志敏的书稿和信函还通过另一位狱友传送。他叫胡逸民，浙江永康人，早年攻读法律，后追随孙中山。1925年，他随蒋介石北伐而名声大震，曾任国民党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并先后担任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等三个监狱的狱长。但因与蒋介石政见不同，四次被蒋介石投进牢房。

　　1934年夏，胡逸民第三次入狱。1935年2月初的一天，看守所忽然轰动：当时官方悬赏8万缉拿的共产党闽浙赣三省主席方志敏被抓。两天后，胡逸民（狱中化名永一）与方志敏见面。他的任务是为蒋介石做说客做方志敏的工作，却被方志敏的人格所折服。

　　在狱中，方志敏写完了七八万字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可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狱中纪实》等文稿。他将传送部分文稿的事重托给胡逸民。并为胡逸民写下了“介绍信”：

　　为了防备敌人突然提我出去枪毙，故将你的介绍信写好了。是写给我党中央，内容是说明我在狱中所做的事，所写的文章，与你的关系，你的过去和现在同情革命帮助革命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