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一甲子。

　　10月1日，一个家国同庆的日子。

　　记者走近开国将士的后代子女，听他们讲述他们的国庆记忆。

　　革命家庭的朴素国庆

　　“父亲很忙”、“家里过国庆时很简朴”，是他们提到国庆时，出现频率最高的两句话。然而，这简单的两句话中却蕴含深意。那是革命家们的无私奉献，以及他们高洁却又质朴的家风……

　　“我们家的国庆节很简单。国庆节前夜，国家常常要设国宴，外国友人齐聚。父亲当时作为外贸部副部长，几乎每年都要参加国宴，在家的时候很少。我那时候还小，几乎每年过国庆，白天不能出去，晚上可以由父亲带着去天安门观礼台看焰火，这是我对当时国庆最深刻的记忆。”李强之子李延明回忆。

　　“父亲当时在救济总署工作，宋庆龄从国际社会争取来的物资，都经由他们分发到各处。妈妈也只有放假的时候才能见到。由于实行供给制，我和姐姐都要和公务人员一起吃大灶，很难和父母一起吃饭。所以，我们家过国庆节，吃饭没有什么特殊。”熊瑾玎、朱端绶之女熊畅苏说。

　　同样过朴素国庆的，还有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华。“总理对于很多人的感觉是非常亲切的，但对于身边的人，尤其是我们这些亲属，他要求很严。国庆也就像平常一样，不会有特别的准备，加菜也不会的。”小孩子都喜欢凑热闹。周秉华回忆，国庆节老大早，小孩子就带个小板凳，到长安街上去看游行。很早就去看，然后就等着。“我的记忆中也就两三次，七妈（邓颖超）会招呼我们，等我们在家吃好饭，跟她一起散步，一直到中南海边上，观看焰火，但不能上天安门，不能上观礼台，近一点的地方也不行。”

　　后来，“条件好了些，每逢国庆，家里的饭菜总会比往常多些，就算很少，但也会给大家准备得非常丰盛。”谭震林之女谭泾远告诉记者，原先由于实行供给制，谭泾远从1946年起就开始要在食堂和士兵一起吃大灶的，一家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

　　从陈赓的日记中，可以寻找到新中国成立之初，那一个个仍在战斗中的国庆节。1950年，“国庆日，北京及国内各地均欣喜若狂……黄昏后，我警卫连及当地群众开会庆祝国庆，并大扭其秧歌。”1951年10月1日，“国庆节，我仍是紧张地工作。美敌企图控制驿谷川东及东南地区，以掩护其铁原至涟川交通。数日来向我猛攻。夜月山战斗敌死伤惨重。今日攻势渐停。我写成两个电报发19兵团及47军，给以基本指示。”

　　张云逸全家1954年也来到了北京。“北方逢年过节都要吃饺子，国庆节也不例外。”张云逸之子张光东说，“那时全家十几口人在一起吃饺子，总共才吃了一斤的肉，现在一个人就能吃掉一斤肉啊。”

　　难忘国庆大联欢

　　国庆游行，群众联欢，和伙伴们一起练，一起唱，一起跳……说起这段日子，已经生出白发的他们笑得依旧单纯。

　　左权之女左太北，小时候国庆观礼，会和伙伴们一起跑到金水桥那边去等毛主席。“等结束了后，往地上一看，呀，满地都是鞋，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谁踩掉了的。”左太北笑了。

　　左太北参加过国庆游行，跳藤圈操，还打过快板。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上跳集体舞。“那是很快乐、无忧无虑的日子！跳累了，大家就一起唱歌，那时候流行的苏联歌曲，我们都会唱，还会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感觉欣欣向荣，阳光灿烂。”现在回想起来，左太北依旧神往。

　　1959年以后，每逢国庆节，肖劲光之子肖伯膺也参加了群众游行。肖伯膺回忆：“男女生要结伴跳集体舞，就是向苏联学的那种舞蹈。我们北京五中的男生和女二中的女生跳。”有趣的是，“那时的人都比较害羞，男生不好意思主动上去拉女生的手，班干部只好带头示范。”肖伯膺笑了。

　　“在上海参加国庆游行的时候，我在市三女中读书，有一次我们用彩纸当蝴蝶结扎头发，结果那天下雨了，白衬衣都被染花了。”谭泾远说，“后来到了北京，不论是中学还是大学，每年学校都组织我们参加‘五一’、‘十一’游行。在师大女附中时，游行时我们会表演藤圈操、旗语操，就是模仿海军的动作。晚上，我可以先跟着爸爸上天安门看焰火，然后到天安门广场上狂欢到深夜。在大学时，国庆节我们就有了更多任务，比如有人要负责放气球，前一晚就要等在天安门附近整装待发；有些人要抬重机枪，练好几次手都肿了。国庆游行很累，但大家的热情始终非常高。”

　　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

　　国庆节，也是孩子们看到领袖们的绝佳时机。没想到，原本心目中“高高在上”的领袖们，竟是这般和蔼可亲。这成了他们国庆的又一难忘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