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希望陈伯达本人能够审定这部长篇传记。可是，等我写得差不多，想送给他看，他却摇头了。他说，他年老眼花，无法看这么长的稿子，还是不看了吧。他说，他相信我能够写好这本书。

　　后来，我才明白，他以为由他自己来审阅《陈伯达传》，诸多不便。因为他要对每一章、每一节表示认可或者否定，这等于要他对他的一系列历史问题进行表态。

　　中秋节，我在北京采访陈伯达。几天之后，他突然去世。

　　回沪后，我补写了《陈伯达之死》这一章。

　　中国人讲究“盖棺论定”。由于陈伯达已经去世，反而使《陈伯达传》的出版变得很容易。

　　时代文艺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这本书。考虑到《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在他们那里得以顺利出版，对他们有一定的信任感，我就把书稿交给了他们。

　　时代文艺出版社在审稿过程中，把《陈伯达传》作了相当多的删节，把45万字的初稿，删成33万字。也就是说，删掉了12万字。另外，把书名改为《陈伯达其人》——在当时，以为《陈伯达传》这书名有着为陈伯达“树碑立传”之意，改为《陈伯达其人》就无此嫌疑。

　　《陈伯达其人》曾经报送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审阅，得以通过，并报中共中央宣传部。这样，在1990年3月，也就在长春第二印刷厂印刷。

　　《陈伯达其人》第一次印刷7.7万册。刚刚印毕，尚待装订。就在这时候，时代文艺出版社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发生“突然事件”：北京有关部门得知出版《陈伯达其人》的消息，来电要求马上装订10本，送往北京，其余的暂停装订!

　　这下子，出版社极度紧张，万一样书送北京之后，遇到麻烦，这已经印好、正待装订的7.7万册《陈伯达其人》怎么办?如果北京不准《陈伯达其人》发行，那出版社的经济损失就非常严重!

　　我明白，《陈伯达其人》不是一般的书。这本书透露了大量陈伯达与我的谈话以及他从未发表过的手稿，可以说实际上是陈伯达回忆录，当然会引起北京的高度关注。

　　在不安中等待了一个多星期。

　　突然，我接到北京电话，要我把《陈伯达其人》中尚未注明出处的毛泽东的话告知出处。我赶紧作电话记录。记毕，数了一下，总共有52处。

　　这表明，北京有关部门对《陈伯达其人》作了非常认真的审阅。

　　我的纪实文学作品中，从不虚构毛泽东、邓小平的话。通常，我在作品中，凡是引用毛泽东、邓小平的话，都注明出处。也有不标出处的，那大都引自毛泽东、邓小平的内部讲话，不便标明出处——尽管都确有出处。《陈伯达其人》那52处毛泽东的话，未标明出处，大都引自批判陈伯达时的中共中央文件。

　　我连夜查出毛泽东讲话的51处出处——都引自中共中央文件或者内部正式文件。

　　唯一一处不能标明出处的是该书第417页，毛泽东对陈伯达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看也不看，连信封也不拆，就在陈伯达送呈的牛皮纸口袋上写道：

　　退伯达同志

　　毛泽东

　　这是根据陈伯达的回忆写上去的，并无正式的文件为依据。我只得如实加以说明。

　　翌日，我把我的查对结果电告北京。

　　又在不安中等待了几天。

　　终于，出版社给我来电，报告喜讯：北京告知，《陈伯达其人》经过审阅，同意出版。

　　出版社请印刷厂以加急的速度装订那已经印好的7.7万册《陈伯达其人》。一边装订，一边装车，以最快的速度发往各地新华书店!

　　出版社如此焦急，是生怕中途有变：万一北京再来什么电话，反正书已出手，他们也就不会遭受经济损失了。

　　后来，我才听说(仅仅是听说而已)，胡乔木得知我写了《陈伯达其人》一书，说是要看一下——胡乔木与陈伯达同为毛泽东政治秘书，共事多年，关注《陈伯达其人》一书是理所当然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