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胡耀邦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给予很高的评价：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与此同时，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写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旗帜鲜明地支持《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顶住了“两个凡是”的压力，并进一步阐明实践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这篇文章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产生了很大影响。胡耀邦以大无畏的精神，针锋相对地批判“两个凡是”。在他召集的信访工作座谈会上，针对着“两个凡是”，提出“三不管”的主张，即“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在他主持下，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辨明了许许多多的历史是非，为中国改革开放调动了千千万万百姓的积极性。邓小平对胡耀邦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给予很高的评价，在一次和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谈话中，他称赞胡耀邦说，你组织发表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四人帮”垮台之后，人们指望着有个光明的中国，有个经济发展的中国。而这样的中国靠谁来缔造，人们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在他未出来工作之前，人民群众强烈希望邓小平快点出来工作；在邓小平出来工作之后，人们由衷地关注邓小平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真理标准”讨论是一场摆脱思想桎梏的思想解放运动，当它几乎遭受扼杀之际，邓小平挺身而出，到处奔走呼号，指出：“两个凡是”不妥，“真理标准”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这就解除了长期套在人们头上的思想桎梏，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一番争论，“两个凡是”被认定是阻碍历史进程的绊脚石而被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了广大干部的共识，这就为改革开放方针的制定奠定了思想基础。可以说，不否定“两个凡是”，不确立真理的标准，就没有后来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作者为《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