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图为吴江同志签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付印稿局部（选自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远去归来的昨天》）
 
　　“两个凡是”为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开出了一剂药方，但它不是良药，而是一副禁锢剂，把人们的思路禁锢在个人迷信、盲从，以及愚昧和落后之中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举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人们在欢庆之后，很自然地要寻找今后的历史取向，中国向何处去，人们迫切希望找个答案。实际上，粉碎“四人帮”只是解决组织上、政治上的问题，而中国向何处去，人们仍然处在追索和徬徨之中。1977年2月7日，当时代表政治气候的“两报一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正式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一剂药方，但它不是良药，而是一副禁锢剂，把人们的思路禁锢在个人迷信、盲从，以及愚昧和落后之中。

　　按照“两个凡是”，“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否定，因为它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和亲自指挥的；而且倡导“两个凡是”的有些人是当时在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决策权。这就是其时社会处于严重的徘徊、甚至停滞不前的原因。“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仍然奉行“阶级斗争为纲”，因此，报刊杂志仍然连篇累牍地宣传“阶级斗争为纲”，说什么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有阶级斗争为纲，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并认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是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根据毛主席制定的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确立的，等等。上述这些是当时报刊上普遍的一般的提法。而在政治上，由于“两个凡是”作梗，“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不能得到平反，几个全国性的大案，如刘少奇冤案、彭德怀冤案、彭罗陆杨冤案、“三家村”冤案等等都不能得到平反；而且新的冤案仍时有发生，有些人因为对领袖的所谓不敬被当成“反革命”惩处。在经济上，不仅依然受计划经济禁锢，许多地区还加剧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举措，派大批干部去阻止自由市场的贸易，有的地方更出现干部阻挡农民在自由市场卖小猪，发生干部和农民抢死小猪的惨状。凡此种种，都因为过去观念的因袭，以及“两个凡是”的保驾而成为“合法”。

　　“两个凡是”之风大有扼杀“真理标准”讨论之势

　　在这紧要关头，什么才是历史正确的走向？必须寻找一个能够否定“两个凡是”的突破口。正是在这个时候，1977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真理标准”一文）。“真理标准”一文的发表是历史的产物，是时代呼喊出来的。几乎是与“真理标准”一文酝酿成稿的同时，胡耀邦在中央党校让一千多中、高级干部和党校教师讨论实践标准问题，认为分清路线是非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这次讨论，使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一千多中、高级干部掌握了理论武器，而党校的理论队伍也在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在此之前，《人民日报》已于3月26日的第三版刊登了一篇思想评论《标准只有一个》，提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这篇思想评论很短，没有引起重视。但这些都说明在历史的驱动下，共和国的一些思想者，都在不约而同地探索这个问题。胡耀邦站在历史的前端，首先组织支持了中央党校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支持和组织了《光明日报》发表“真理标准”一文。正因为如此，作为政治家办报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