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土地革命。1931年11月10日，第二个临时中央为土地问题致信苏区中央局，强调“地主阶级必须消灭，绝对不能分田和租田给他和他的家属”，富农只能“分坏田”，指责“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富农路线。这种“左”倾政策，只能把地主富农逼到死硬反抗红色政权的绝路，于革命不利。12月24日，“临时中央”又作出决议：目前应该尽量宣传“土地国有”这个“左”的口号，同时，批评苏区党部对这个口号宣传的忽略。

　　关于职工运动。1931年11月15日，第二个临时中央作出《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它一方面提出许多切合当时白区工运实际的主张，同时又强调“要集中力量来反对右倾危险……和平合法的观念”。11月20日，临时中央又作《关于冬荒与年关斗争决议案》，号召使罢工斗争成为年关斗争的主要内容，有计划地领导暴动。12月21日发布关于苏区赤色工会的决议中，无端地指责苏区工会犯了机会主义的消极错误，要自下而上改造工会。1932年1月4日，临时中央作出“决议”：要求反日团体公开活动、捣毁黄色工会等“左”的做法。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1月31日，临时中央发表“宣言”，一方面号召夺取敌人武装来武装自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另一方面又提出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等脱离实际的“左”倾主张。后来又提出“自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否认一切外债与赔款等口号。”3月14日，刘少奇因坚持正确工人运动策略方针，被临时中央指责为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撤销了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

　　从全局看，以博古为代表的临时中央，推行了一条“左”倾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也不是说在这条路线的整个时期，全党没有做一件好事”，我们应该具体分析。

　　积极领导反日斗争

　　第二个临时中央在执政期间，以较多精力领导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斗争，先后发出36个文件，指导、鼓舞民众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侵占沈阳。9月20日，临时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要求日本“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认为这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的体现。9月22日，临时中央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开始”；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明确提出在东北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加强党在东北的工作。9月25日，临时中央在上海，以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和黄公略等红军将领的名义，发表《告白军士兵书》，表明工农红军坚决抗日，号召白军掉转枪口反抗日本。9月30日，又发布抗日“宣言”：号召罢工、罢课、罢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揭露蒋介石的“无抵抗主义”。但“宣言”中却反对第三党等中间势力，体现了“左”倾主义。10月12日，临时中央指示满洲省委员：“抓住有利时机，建立游击队和开辟游击区”，推进抗日斗争。

　　此后，临时中央发表过许多指导反日斗争的文件。特别是1933年9月15日，它作出《关于目前农民斗争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把目前党的中心任务定为：“领导他们（农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大规模的组织他们，武装他们，使这些斗争转变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与地主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