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渡边在2000年对中国记者透露了当时他下决心帮助中国的原因：“1963年，我45岁，是日本通产省官房长官，那是我第一次与孙平化见面。我直觉认为，他是个好人，是个可以一生交往的朋友。当时，我所能做的，就是背着通产大臣，利用我的权力，批准这套设备出口，因为通产大臣知道了会禁止的。我当时拿定了主意，要是被查出来了，我就辞官，当老百姓！”在渡边签署文件三个星期后，日本通产大臣终于发觉了此事，根据渡边的回忆：“他(通产大臣)像看到家里着了火一样着急，可根据国际惯例，这个文件已经生效了，但是通产大臣并没有让我交辞呈，他理解了我的良苦用心。”

　　中国密使会见日政坛实力派，“兰花外交”开创中日沟通渠道

　　首战告捷后，孙平化等人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与日本政坛的一些重量级人物相继会面，展开了新一轮的秘密外交，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日本政治家宇都宫德马在他家的大草坪上专门为中国客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酒会，特意邀请日本通产省负责成套设备审批的通商课长谷敷宽出席，他还精心安排孙平化在酒会进行期间，到楼上一个小房间与谷敷宽磋商中日贸易问题。

　　接着，后来成为日本外相的园田直又安排孙平化与池田内阁里支持改善中日关系的实力派人物、建设大臣河野一郎，在一家日本餐馆会面。当时，河野一郎是自民党的领袖之一，他在与孙平化详谈之后表示：“池田首相理解中国的立场，对开展日中贸易也是有决心的，不会因为别国(指美国)施加压力就不干。”

　　此后，孙平化等人又委托自民党议员高崎达之助，与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就中日贸易问题进行了沟通。高碕秘密会见池田首相后，请孙平化转告中国方面，池田首相一定履行诺言，日本政府已基本上下决心批准向中国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

　　1963年6月29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引进日本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合同，总金额为73.58亿日元。第一个成套设备贸易成交，使日本厂商大大增强了发展日中贸易的信心，中日“兰花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在以后的日子里，美日右翼和台湾当局不停地出来捣乱，声称日本出口成套设备并提供政府贷款，是对中共的援助，有的甚至胡说让解放军穿上维尼纶军服，就是加强中共军事力量，企图阻挠日本政府履行合同。但经过“兰花外交”，中国方面与日本政府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双方共同打破了美日右翼和台湾方面的阻挠，使维尼纶工厂顺利地落户北京。

　　这次意不在兰的兰花代表团访日，对中日关系后来的发展可谓意味深长。维尼纶成套设备成功引进，对帮助当时的中国解决老百姓穿衣难的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代表团所接触的日本政治家后来都成为了日本政坛的重量级人物，如园田直后来当过官房长官、外交大臣；河野一郎当过众议院议长，他们在促使日本政府最终作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决定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兰花代表团的成功访问，还让中国方面看到，即使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困难情况下，日本仍有大量有识之士为发展两国关系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中日友好关系向前发展的前景广阔。令人遗憾的是，一手促成“兰花外交”的松村谦三先生并没有看到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他于1971年因病逝世，享年88岁，但他对中日友好关系的贡献将永远载入两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