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排演中，只要能抽出时间，刘亚楼几乎场场都到，这对演员是个极大鼓舞。刘亚楼和文工团导演并排坐在一起，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出，对每一个表演动作，对每一句唱词，他都认真地揣摩，发现问题马上告诉导演。有时还特意走到乐池或礼堂后排，了解乐队是否压唱。他说：乐队伴奏强调“伴”字，不要喧宾夺主。排练告一段落后，他站在台上给大家即兴讲评，提出修改意见。演员们亲切地称他为“司令员级的导演”，这在全军中也许是绝无仅有的。

　　经过精心苦练，节目终于可以和军内外广大观众见面了。该取个什么名字呢?刘亚楼本来定作《光辉的历程》，但军中有人反映空军“好大喜功”，只好忍痛割爱舍之不用。刘亚楼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敲定叫《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名称既定，刘亚楼指示牛畅带团赴上海公演。在上海一演就是两个月，场场爆满，轰动申城。

　　剧团载誉而归。1961年“八一”建军节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公演，更是盛况空前，连演8天，场场爆满，观众达2万多人，观众对演出的反响十分强烈，尤其是亲身经历过战争的老同志更是连声叫好。以后又招待演出多场。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彭真、李富春等领导人先后亲临观看。谁也不曾料到，这部曾被首都文艺界某些人称为“四不像”的舞台艺术作品，以其史诗般的艺术风格和磅礴宏大的气势，对中国的歌舞表演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苦菜花》的问世

　　冯德英是一位深受刘亚楼关心的作家。50年代前期，冯德英还是空军某部队的一名机要员，他利用安静的环境和工作之暇，悄悄写起小说来。1955年胡风事件后，部队奉命进行“保密大检查”，尤其要查阅每个人的书信、笔记、文稿之类，冯德英“秘不示人”的小说因此而“曝光”。

　　事情反映到空军高层，刘亚楼特地让文化部门审读一遍，认为小说写得不错，决定把冯德英抽出来专心修改。这部名为《苦菜花》的长篇小说出版后，冯德英成了作家，被调到空政文化部当创作员。但空军直属机关对冯德英只按一般干部对待，让他住集体宿舍。刘亚楼知道后，把管理人员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管理人员辩解说，冯德英军龄不长，级别不高，按规定只能如此。刘亚楼问：“空军几十万人，能写长篇小说的有几个？”他责令立即给冯德英安排一个安静的住处，让他有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冯德英改善条件后，又接连写出了《迎春花》、《香菊花》等长篇小说，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与刘亚楼的关系。

　　“你得向‘江姐’敬酒”

　　划时代的歌剧《江姐》，也是刘亚楼亲自指导抓的轰动全国的优秀作品。

　　《江姐》是空军创作员阎肃从小说《红岩》里抽出“江姐”故事，单独编成歌剧的。1962年，刘亚楼一口气看完阎肃的初稿，连声叫好，提出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

　　在刘亚楼的支持下，阎肃怀揣剧本，和编导人员几下四川，多次采访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并与江姐原型江竹筠烈士的20多名亲属和战友座谈。经数十稿修改，形成了七场大型歌剧《江姐》剧本。

　　1963年5月，刘亚楼在空军文艺创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空军形势的报告，提出了空军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指出：“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们不能只搞武装，也要搞文化。”会后不久，他亲自定下了《江姐》、《女飞行员》等重头戏，并责成空政副主任王静敏具体组织。

　　《江姐》的剧本虽然出来了，但刘亚楼一再强调文章不厌千回改，艺术就是要精益求精。剧中插曲《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