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下来之后，父母就没带过我到北京，因此没见过祖母。但祖母总是托人写信来，她常常寄好东西给我，像北京的榛子——比现在的榛子好吃很多;还有她自己腌的酱鸡酱鸭，因为路途远，有时一打开，酱鸡酱鸭发霉了，妈妈只好把它们扔掉，而我觉得太可惜。祖母和朱安的信，都是别人代写的，后来有些人还问我:为什么说朱安不识字啊？她还给你母亲写过信，说死后要念什么经、做什么被子、棺材要怎么样、点什么灯、做什么祭拜，文笔很深，文化很高啊!他们不知道那些信其实是别人代写的，还以为我是故意贬低朱安。恰恰相反，我对朱安，还怀有尊重之情。

　　父亲去世后，母亲除了我这么个病孩子之外，也负担了朱安女士的生计，生活得比较艰难。朱安也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托人给母亲的信总是表示感激之情，说“您对我的关照使我终身难忘”，也很体谅母亲，“您一个人要负责两方面的费用，又值现在生活高涨的时候，是很为难的”，收到生活费后她也回信告知是如何安排开支的。

　　我也从来没见过朱安，连见都没见过，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印象。不过从她与母亲往来信件看，她对我还是很关爱的。一次她给母亲写信说:“我听说海婴有病，我很记挂他。您要给他好好地保养保养。”我十五六岁后，她就直接给我写信，有一次还问我是否有同母亲的相片，给她寄来一张，“我是很想你们的”。我知道在她心里，她把我当作香火继承人一样看待。1947年朱安病故时，母亲受国民党监视不能到北京，拜托一些亲朋帮助料理了丧事。

　　由于政治需要父亲被抬到很高的位置，但实际上，父亲的盛名并不是我们的护身符。相反，有一段时间在位的人都是鲁迅当时的论敌，那些人对我们完全是漠然处之的态度，而鲁迅的崇拜者、能够关心我们的人却一个个被打压掉了。也许是有些人觉得鲁迅永远压在他们上面，有鲁迅在，他们永远只能排在二三四位吧，我也不太理解这些人的心理状态。1968年，母亲为了保护父亲的遗稿，急得心脏病发作而去世，可去世后连追悼会都不让开，最后是周总理决定允许向遗体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