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梳史料，是学术研究中最基础的工作。一部高质量的史料长编，可以使许多研究者受惠。王锡荣先生的大撰《鲁迅生平疑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如真能就一些“疑案”爬梳史料，理清来龙去脉，对各家看法有序地作客观的介绍，使研究者获得不少史料或史料线索，使一般读者可在短时间内了解到一个“鲁研界”有争

　　议的问题的概貌，这肯定是会受到广泛的欢迎的。然而事与愿违。不少“疑案”，王先生“清理”的结果，都是“剪不断理还乱”，成了“一团乱麻”，而且还有种种“硬伤”性的错误。这里且举“鲁迅是否传递过《可爱的中国》”的一“案”，作为一例。

　　这确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关文章很多，说法纷纭，如能理出一个头绪来，真是一件大好事。然而，梳理还没入手，王先生就说：“事出秘密，涉及多人，过程曲折，线索纷繁，情况十分复杂，又历经几十年沧桑，当事人因年久失忆，说法相互牴牾，就使这件事变得扑朔迷离，犹如一团乱麻，至今难以定论。”作者头脑中“犹如一团乱麻”，恐怕也不能要求他写得条理清楚、层次分明吧。加上王先生还常常把介绍情况(客观的)和发表见解(主观的)混在一起，以近二百字的篇幅，引领读者一起陷入琐碎的纠缠的争执之中。王先生最后说：“结论已呼之欲出，各家功不可没。然而，笔者认为，要下最后结论，尤其是：鲁迅究竟传递了方志敏哪些文稿，仍然还欠火候。”什么叫“火候”呢？查《辞海》，释文是：“比喻道德、学问、技艺等的修养程度。”那么“还欠火候”，就是解开这“一团乱麻”的学问还不够。

　　我以为，首先，我们弄清鲁迅是否传递过《可爱的中国》的事，这是争论的焦点；其次，应该把当事人的回忆(含访问记录)与研究者的说法分开来，必须清理当事人的回忆，而研究者的说法只能供参考；再次，对明显不合史实的回忆录，应是非分明地指正，不能任其以错传错，以致乱上加乱。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有三种说法必须予以重视。

　　(一)冯雪峰的说法。

　　冯雪峰是最先披露鲁迅传递《可爱的中国》手稿的人。他在《可爱的中国》(内含《可爱的中国》、《清贫》和一封短信)的手稿影印本(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的《出版说明》中说：

　　这两篇文稿和这短信中所说的三封信，送到鲁迅先生手里的时候，大概已经在方志敏同志就义后很久，即是一九三五年临末或一九三六年初，因为我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从陕北到了上海，鲁迅先生立即把它们交给我的时候，他说收到已有几个月了。

　　方志敏同志给党中央的信是密写的，我当时就转送到在陕北的中央了。在鲁迅先生转交来的信件中，我记得没有给孙夫人的信。我当时是否向鲁迅先生问过信的下落，现在已记不起来；我今天想：可能是由那带信的朋友直接送去的，或者是早已由鲁迅先生交去了，因为那时候鲁迅先生和孙夫人是有往还的。但给鲁迅先生的信，鲁迅先生是说过的，他洗出看过后就把它烧掉了，信的意思是请他设法把信和文稿转交给党中央。……

　　文稿两篇，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由谢澹如先生抄出，以《方志敏自传》的题目在上海铅印过一次。……

　　冯雪峰在这里把鲁迅递交《可爱的中国》手稿的时间地点，说得很明确。在1972年12月鲁迅博物馆召开的座谈会上(座谈纪录发表于《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76年)，胡愈之提出《可爱的中国》是否可能参与传递的说法时，冯雪峰再次重申他的记忆不会错。他说：“我印象中鲁迅先生把一包东西(其中是方志敏同志给中央的一封密写的信和《可爱的中国》、《清贫》两篇文稿)交给我，是在一九三六年五月间，我到上海后大约两星期交给我的。鲁迅先生说过方志敏给他的信，他洗出来看过后就毁了。他又说过，送来的人像是一个商人。这印象我是清楚的。至于由孙夫人转的文件，可能是另外的文件。由鲁迅先生转的东西，他是否在内山书店收到，我不留印象，也许我当时没有问过他。给中央的信，记得是三页，我洗出后抄送给中央了。文稿则请示过中央如何办，中央叫我在上海设法保存，我就保存在谢澹如家中。”

　　(二)胡子婴的说法。

　　在“鲁博”的座谈会上，胡愈之先透露了胡子婴后来写文章所说的话。胡愈之说：“一九三五年秋”，有个女孩去生活书店，说“她有一个秘密文件要交中央。她找四人：李公朴、宋庆龄、邹韬奋、鲁迅。带来一封信，不知是给鲁迅一人还是给四人的。说要交她一百元钱。她住宝隆医院。我们要胡子婴去试探一下”。女孩“就把一包东西交给她”。它是方志敏从狱中传出来的。“可能是给中央的报告”。“胡子婴就把这个密信送给宋庆龄。这是三五年的秋天的事，我不知道这文件是不是就是《可爱的中国》”。胡愈之又说：“三六年下半年，这时方志敏同志已牺牲，有一个穿国民党军服的人，到章乃器家说有一文件托宋庆龄转交中央，章乃器当时被捕了，由他弟弟转给宋庆龄。”

　　胡子婴写的文章是《我接交〈可爱的中国〉手稿的经过》，发表在上海《书林》1981年第3期。她说：“一九三五年夏天，一天下午，我去生活书店”，店里胡愈之等人“正在为一件事情发愁：不久前，有一个女孩子送来一封方志敏从狱中带出的信。这信我也看见的。内容主要是说他写了一本文件，要托上海的同志送给党中央”。女孩身上除了有这本文件外，还有给宋庆龄、邹韬奋、鲁迅、李公朴的四封信。“给李的已送去并收下了”。女孩住在宝隆医院，“要求韬奋去宝隆医院取文件”。但这件事，胡愈之等“又怀疑是国民党所设陷阱，不敢去取文件”。胡子婴心想“我是党的朋友”，“就毅然提出由我去取这个文件”。她到了宝隆医院，经过简单盘问，女孩“立刻将手中用报纸包好的文件交给了我”。“我取了文件，立刻送到生活书店”。胡子婴还有第二次接到方志敏的文件。她写道：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傍晚，有一个由南昌监狱中释放出狱的小官僚，受方志敏烈士之托，要设法将一个文件送交党中央。因他不认识共产党员，他将文件送到我家。我们并不认识他。因为我们是当时救国会的知名人士，他认为送给我们是不会错的。……这个文件是用毛笔写的，也是写在十行纸上的。我看字迹是与我上一年我看过的信上的字是一样的，当夜我看完了它，题目就叫“可爱的中国”。四九年上海一解放就出版了。在前言中说到这是鲁迅先生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个文件到我手中时，鲁迅先生已故世一个多月了。我是十一月十八日得到文件，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二时，我的丈夫章乃器被捕了。这个文件锁在我的抽屉中，当时没有搜查房子，我怕他们再次来搜查，怕文件落到敌人手中，就打电话给宋庆龄，要求把文件转移到她那里，她同意了。我又打电话给章乃器三弟章郁贵(共产党员)，叫他雇一辆出租汽车到我家来，我将文件交给他，送交宋庆龄。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出版前言中的话不是事实。

　　真是言之凿凿：几十年来冯雪峰的说法几乎已成定论，因为他所说是合乎事情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他从陕北一到上海，鲁迅就把方志敏原稿交给他，他寄存在谢澹如家中，新中国成立后，他从谢那里取回，影印出版，哪个环节有什么问题呢？但从胡子婴来说，她如果没有过硬的事实根据，她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挑战“定论”呢？因而她的说法一出，轰动一时，立即引发了热烈的争论。然而，最关键的是胡子婴的说法有什么旁证？最重要的旁证，当是宋庆龄有否收到她送去的那原稿。研究者黄中海曾写信问宋庆龄：是否收到过《可爱的中国》并交给谁了？宋在信上批示：“交给冯雪峰的。”1979年9月，鲁迅博物馆写信给宋庆龄问及此事，宋庆龄秘书在电话中作答：“宋庆龄副委员长说：曾经转过方志敏的稿件，但不记得有《可爱的中国》。”宋庆龄的两次答复表明：她为方志敏转过文件，未必看过每件的内容；时间太长了，四五十年前的事，她记不确切了。

　　(三)毕云程的说法。

　　据当时的生活书店负责人毕云程回忆，有一位“很年轻的姑娘”曾到生活书店来找他。他接见她的经过如下：

　　在生活书店的会客室里……她说：“方志敏将军在江西监狱中写了五封信，托我带来。除了给你的一封信以外，还有同样的四封信要我分送给宋庆龄先生、鲁迅先生、茅盾先生和李公朴先生。我已经把送给李公朴先生的一封信送到读书生活出版社，但没有见到李先生。还有三封信，我没有办法送，现在还在我衣袋里，我不知怎么办!”她说的时候，头便俯下去了，声音愈说愈低，而且微微有些颤动。

　　我了解她的困难，这样一个年轻的姑娘在那个时候要送这三封信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不小心还容易出乱子，很可能遇到意料不到的麻烦。同时我也暗暗地钦佩她，这样小小年纪，有这胆量与方志敏将军送信，这也是不容易的!我想到这里，就很快地对她说：“上海地方很大，找人不容易，你这三封信一起交给我，我一定负责代你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