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听了很高兴，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还有没有解决的问题。她说：“方将军在监狱中写了一部书，他把这部书的稿子托我带来，要送给你们五位中的一位。这部书稿，还在客栈里，我没有带来，怎么办呢？”她说的时候，头已不自觉地稍稍抬起来，脸上也有了微微的一丝笑容，但声音还是很轻，而且还有一些微微颤动。

　　我听了她的话，看了她的样子，就说：“好，你把你住的客栈地址留下，我一定想办法托人到客栈里来找你，你可以把方将军的这部书稿交给他(或她)。”

　　她点点头，立刻把四封信一起交给我。

　　……

　　在胡愈之同志家里，用碘酒洗了这四封信，内容是一样的，就是说，托我们把这部书稿想法交到党中央为他出版。胡愈之同志立刻打电话给胡子婴同志，托她雇一汽车到客栈里去找这位小姑娘，带回这部书稿子。

　　在胡子婴同志带回书稿以后……不久胡愈之同志对我说：“书稿已经交给鲁迅先生了。”

　　这是关于传递《可爱的中国》的又一版本。毕云程的说法涉及胡愈之。那么，胡愈之对毕云程的说法是怎么看的呢？他在1972年“鲁博”座谈会上是倾向于胡子婴的说法的，在1980年代初当“鲁博”叶淑穗同志访问他时，他却改变了说法。叶写道：“据胡愈老回忆，当年胡子婴同志将手稿取回交生活书店后，是经他转鲁迅的，具体经办这件事的是毕云程同志。在当时党处于地下的情况下，胡愈老考虑到鲁迅的安全，是不到鲁迅家中去的。他说，当时可能是借着生活书店给鲁迅送稿件的机会带给鲁迅的。这样鲁迅说的‘送来的人像商人’也就可以印证了。他还谈到：这稿当时为什么要转给鲁迅呢？一则因为方志敏附有给鲁迅的信；二则因为从1933—1935年期间，上海党组织和中央失去了联系，但能和中央间接取得联系的只有鲁迅和宋庆龄，而鲁迅比宋庆龄就方便一些。胡愈老还说到，冯雪峰到上海后，也曾向他讲过鲁迅将方志敏的手稿交给他的情况。”

　　胡愈之、毕云程的说法，好像与冯雪峰的说法可以对接，其实毕胡所说是并不一致的，而他俩和胡子婴的说法更大相径庭。他俩都说《可爱的中国》手稿是胡子婴在客栈中拿到交给生活书店的，而胡子婴说她在客栈拿到的是信，《可爱的中国》是有人送到她家，她直接托人送到了宋庆龄家的。

　　在清理了《可爱的中国》到上海后的三种传递线路后，笔者发现几点情况是值得注意的：

　　(一)所有在上海的当事人的回忆，都是拍脑袋的回忆，没有一个人能为其回忆提供物证或日记、字条之类的文字记载。也就是说，所有回忆都没有实物旁证。

　　(二)所有在上海的当事人的回忆，都是各说各的，没有两个人在重大情节上的回忆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这么多人的回忆，没有两人(更没有两人以上)的回忆是可以互证的。

　　(三)有两个关键性人物的说法先后有变化。这种变化足以改变《可爱的中国》的传递线路。这两个人就是宋庆龄和胡愈之。胡愈之后来与叶淑穗的谈话前，是否已听到了宋庆龄的“转过方志敏的稿件但不记得有《可爱的中国》”的说法，不得而知。

　　(四)现存三种“递送线路”的说法，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认定另外的一种，而否定其中的两种。如无法认定“有人——内山书店——鲁迅——冯雪峰”的线路，而否定“江西来人——胡子婴——生活书店——鲁迅——冯雪峰”或“江西来人——胡子婴家——宋庆龄——冯雪峰”的线路。反之亦然。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三说并存。笔者在《鲁迅的社会活动》一书中，以为叶淑穗后来得到的宋庆龄、胡愈之的说法应该是最后的说法，因而肯定了“江西来人——胡子婴——生活书店——鲁迅——冯雪峰”的传递线路，可能是证据不足的。肯定的证据不足，但要否定也证据不足。目前只能得出“三说并存”的结论。

　　然而，在上述三说之外，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赵先的说法。她在1981年6月给“某某某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被加上《关于鲁迅收藏方志敏遗稿的通信》的题目，到1983年3月才在《鲁迅研究动态》上发表。她是看到胡子婴的文章才写信的。她说：“我认为这是胡子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说法。我从更多的事实证明鲁迅确曾收存过方志敏‘遗著’。”接着她写道：

　　一九三八年春的一天，王尧山(地下党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把一本线装红格子的作文簿带回家来，说是许广平从鲁迅的保险箱里取出交给周建人，再由周转交张益(即沙文汉，地下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作文本看起来像是新的，没有用过，许广平关照说是有人从狱中带出送交鲁迅转党中央的。按地下密写的惯例，我用棉花蘸了碘酒，在第一页第一行擦了一下，“给党中央的信”几个字显现了出来。为了急于要知道是谁给党中央的信，就翻到最后一页擦了几下，“为革命牺牲的方志敏”几个字跃然纸上。使我悲喜交集，赶快叫王尧山来看，接着我俩边擦边读，刚读完，刘晓到我家来，我马上交给他看，刘晓看完后，和王尧山商量暂时保存起来。

　　作文本内共写了三篇稿子，除给中央的信之外，还有《可爱的中国》和《清贫》。

　　五十年代初，冯雪峰将方志敏“遗著”原稿影印出版，书名《可爱的中国》，原稿字迹和稿用碘酒擦出来的一样，影印本的模式也和作文簿仿佛，是线装的。给党中央的信因是内部文件，未曾影印。

　　赵先还在《党史资料》1982年第2辑(8月出版)上，发表《为方志敏狱中遗稿显影》一文，内容和上文大同小异，也有一些新的补充，如说：“刘晓和王尧山同志商量后将遗稿暂时保存起来。当时，上海地下党有个保管文件的地方，是个大地主家，这地主的大子女中有几个是共产党员。遗稿可能就存放在那里。”

　　王锡荣对赵先的说法，是完全肯定的。他不但大段引录赵先原文，并称：“一个曾经经手的人出来说话了：王尧山夫人赵先……她以自己的经历反驳胡子婴的说法。”“她的说法，又与冯雪峰的说法完全吻合。”王先生还说：“……最关键的证据不过硬，那就难免有聚沙成塔的危险了。反过来，王尧山夫人赵先的说法虽然与各家都对不上号，但显然也有其合理性，也不可完全忽视。”

　　赵先的说法真的“与冯雪峰的说法完全吻合”吗？请看：①冯雪峰说：《可爱的中国》等文稿，“我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从陕北到了上海，鲁迅先生立即把它们交给我。”而赵先却说：“一九三八年春”，文稿才由“许广平从鲁迅的保险箱里取出”。大家争论得沸反盈天，原来《可爱的中国》手稿竟在许广平的保险箱里。真是闻所未闻。②冯雪峰说：“这两篇文稿，当时中央的指示是要我在上海设法保存；后来我就交给一个已经替我们保存着瞿秋白同志的一部分遗稿的朋友谢澹如先生去一起保存了。”而赵先却说文稿保存在一个“大地主家”(那是江苏省保存文件的地方)。③冯雪峰说：“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信是密写的”，而“这两篇作品和这封短信是原稿”，是“亲笔迹”。赵先却说：两篇作品和短信，都是“我用碘酒洗擦出来的”。(现存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两篇作品和短信，是毛笔墨写的原稿)④冯雪峰1937年12月离开上海去家乡义乌写作，直到1946年2月再回上海，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才再公开他的共产党员身份。赵先收藏在“大地主家”的文稿，怎么会到冯雪峰手里并影印出版的？难道《可爱的中国》有两本原稿？当然这是不可能的。⑤冯雪峰说：“文稿两篇，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由谢澹如先生抄出，以《方志敏自传》的题目在上海铅印过一次。”这是1938年5月，谢澹如以“霞社”之名，出版瞿秋白《乱弹及其他》的同时，又出版《方志敏自传》。笔者藏有当年的《乱弹及其他》，此书封底里页就印有《方志敏自传》的内容提要说的广告。书都印出来了，赵先却说文稿才从许广平保险箱拿出。这和冯雪峰的说法怎么“完全吻合”呢？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赵先同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保存和转递过许多重要机密文件，为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许广平在鲁迅逝世后，对已经和继续送来文件，保存在外国银行保险箱里，后由周建人(1937年入党)转给党组织，是有可能的，但其中不可能会有《可爱的中国》手稿。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赵先记忆有点出入，是可以理解的。研究者的责任是应该梳理史料。

　　王先生没有充分掌握史料，对已有的史料又食果不化，这是他爬梳史料却成了“一团乱麻”的重要原因，甚而至于还会产生新的“疑案”。《可爱的中国》手稿竟然在许广平的保险箱里，难道不正是新的“疑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