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为了实现回国这个目的，她采取了好多措施。她积极地配合医生和护士，服从治疗，安静本分，给他们一个良好印象。最后，这些医务工作者终于承认，贺子珍神智清楚，不像是精神病，或者是精神病已经治好。他们不再强迫她吃药，给了她更多的活动的自由。接着，她争取得到医务人员的同情和理解。她让他们知道，她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而是中国的一个共产党员，她是因为什么原因才旅居苏联的。这时，治疗她的医生暗示：“你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不过，他们告诉她：精神病院有规定，病人出院要有人接，有人担保。

医生的话，使贺子珍异常兴奋。她出院回国有希望了，可是，她到哪里去找担保她的人和接她的人呢？自从她进了疯人院，就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没有人来看过她，她无法知道，现在还有哪些中国同志留在苏联。她向一位态度比较温和的女护士要了张邮票，一张信纸和一个信封。这封信写给谁？发到哪里呢？贺子珍好费思量。她根本不知道医院以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她所熟悉的人中谁还留在苏联。她所见到的最后一个中国人就是那个骗她开门，让精神病院把她抓走的女子。

她想，别人都走了，这个人可能还会留在苏联。她并不知道这个人现在何处，是否还在伊万诺夫市。她决定收信人就写这个女人的名字，地址呢，写到莫斯科的那栋别墅。她觉得，把信投到那里比较保险，那里中国侨民出入的比较多，如果碰到有人认识这位女子，并知道她的住址，就有可能转交到她的手中。另外，共产国际东方部如果还在活动，这样一封寄自精神病院的来信，定会引起他们的重视。要是找不到那位妇女，他们有可能把信拆开，就会看到她的呼唤，把她接了出去。

她在信中写道：我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请你到医院来一次，接我出院。她还在信中提醒那位女同志，来的时候请别忘了给她带几件衣服。信发出以后，她觉得生活重新有了希望。她每天都是在盼望中度过的。虽然她每天的盼望都落空，并没有人接她、探望她，但她并不灰心；她充满信心，总有一天，她的信会落到关心她的人手里，一定会有人来接她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