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进了苏联精神病院后,特别是在初期,经受了什么样的苦难与折磨,至今鲜为人知。她什么时候提起这段往事,都是热泪盈眶,痛苦万分。她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
被强迫关进苏联精神病院
贺子珍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头发立即被剃光,一直到她出院都是光着头。以至她重新恢复自由后,日夜都戴上一顶帽子,遮盖一下难看的光头。
以贺子珍那暴烈、倔强的性格,她绝不会驯服地接受被作为精神病人对待。她承认,她的确激烈地反抗过,抗议把她送到这种地方来。她曾经拒绝医院的任何治疗,要求马上把她放回家去。她说,我家还有个生病的女儿,她需要我来照顾。然而,不管她说一千道一万,精神病院的医生们均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睬。而且,她诉说得越多,反抗越激烈,医生们越发认为她脑子不正常。他们强迫她服用这些药以后,她四肢无力,眼皮沉重,神智昏迷,没日没夜地睡觉。
她觉得,自己没有病,被人诬陷说有病,硬拉到这种地方来,已经够不幸了,如果让他们按精神病来治疗,大剂量地服用治疗精神病的药物,时间长了,把脑子真的治坏了,不是更倒霉吗?
她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想出对策来。她逐渐发现,医生给她服药有一个规律,当她表现出不服从,不听指挥,或者抗议、申诉对她的迫害时,她被强迫服用的药量就大,甚至辅之以静脉注射,自己昏睡的时间也长。她由此认识到,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出一副被驯服听话的样子,承认自己的确有病,医生护士怎么说就怎么办,就会减少服药的数量。
医生看贺子珍的确表现比较好,同意把药停掉了。其实,贺子珍并没有把药吃进去,在这所医院,护士要亲眼看到病人把药吞下去,并张开嘴检查过后才离开。贺子珍每次吃药,迅速把药放到舌头下面,或者把它留在面颊边,装作用开水送下去了。等护士走开,再把药吐出来。
再过一段时间,贺子珍向医生诉说她的腰疼,腿疼或胳膊疼。她这样做,一是给医生找点事情,二是让医生看到,她的知觉、感觉一切正常。
贺子珍的努力是成功的。医生的注意力果然转移到贺子珍的胳膊、腿上来,给她开的镇定神经的药相对减少了。
后悔错过了与毛泽东和好的机会
对于自己到苏联来,贺子珍早就后悔了,而且不知后悔了多少次了。现在,她深深地感到这样做的错误。她过去十分迷信苏联,以为只有到了列宁的故乡,在那里才能学好马列主义。其实,马列主义学得好不好,环境、条件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努力。她在苏联虽然有了很好的学习条件,但是思想不集中,心绪烦乱,不是也没有学好吗?
她还后悔对于异国医学的迷信。她天真地以为只要到了苏联,她身上的弹片就能取出,身体就能康复,也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了。毛泽东当时就曾对她说过,我们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提高的,我们要请国外最好的医生到这里来为大家治病。你不用到苏联去,不久以后在延安也能把弹片取出来。她听不进这些话,急着要走。结果,她在苏联也没能把弹片取出。
贺子珍更后悔的是错过了同毛泽东和好的机会。当他们夫妻间产生了一些误会后,毛泽东表示出了和解的和向前看的姿态。他苦口婆心地劝说贺子珍不要走。她到了新疆办事处等待去苏联的飞机时,毛泽东又恳请当时在兰州办事处工作的陈正人和彭儒夫妇,劝贺子珍回来。可是,当时的贺子珍太任性了。
贺子珍更加后悔的是,在学习结束以后,没有和同志们一起回国。她不愿意回国,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面子,觉得毛泽东再婚了,回国后目睹这种情形,会很尴尬,很难堪。贺子珍在医院里,反过来复过去地检讨自己的过去:她觉得,自己被人当成疯子关进精神病院,就是因为身在异国他乡,风俗习惯不同,语言不通造成的。如果在自己的国家,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她觉得自己应该回国去。
她对回国寄托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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