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吉人自有天相”,正在这时候,粤系陈济棠和桂系李宗仁联合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莫雄是广东人,出身粤军,在粤系人脉极深。“两广事变”的当口,蒋介石也不能处置他激化与粤系矛盾。
非但如此,莫雄积累的人脉交情再次发挥了作用,张发奎和陈诚出面作保,劝说蒋介石利用莫雄在广东的影响力,派他去两广策反。蒋介石也觉得莫雄还有用处,真的委任他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特派员,让他去和陈诚商议策反事宜。
结果,没等莫雄动身前往广东,“两广事变”平息。莫雄脱了牢狱之灾,蒋介石不能再找后账,但还是把莫雄从军界踢出,只让他任行政督察专员。
不久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广东亦被侵占。莫雄重获启用,出任广东二十三区游击司令兼南雄县长。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莫雄与共产党的往来更为密切,原红十一军军长古大存成了莫雄的上校参谋长。后来莫雄出任“广东挺进第二纵队”司令,共产党员黄桐华任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
因为是国共合作抗日,莫雄如此“通共”,国民党反动派也不能公开以此定罪。但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表面上已经与共产党没有往来的莫雄,还是上了国民党保密局的黑名单。1949年,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捕杀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莫雄被明令通缉。幸而莫雄得到消息,避走香港。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没过几天,身在香港的莫雄就接到了几封请他回广州的信,其中一封是刚刚指挥大军完成广东战役、新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叶剑英的亲笔。
说起来,叶剑英也是莫雄的老朋友了。早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叶剑英是粤军第二师参谋长,莫雄是该师的一个旅长,两人早有袍泽之谊。
莫雄欣喜地回到广州。一见面,叶剑英就说,南下之前,毛泽东主席就嘱咐他,到广东后要找到莫雄,莫雄是我们党的老朋友、老同志,无论他过去犯过什么罪,都要安排他工作。就这样,莫雄先是被安排到北江治安委员会协助解放军剿匪,然后回到广州,到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工作。
1951年英德土改时,当地农民不晓得莫雄暗中为党工作多年,只知道他是本乡的一个国民党大官,在土改工作组的支持下,上书省委,要求把莫雄押解回乡进行批斗,然后执行枪决。
眼看莫雄命悬一线,他在共产党的老朋友及时出手。抗日战争时期曾并肩战斗的古大存,时任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政法委主任,闻讯后为莫雄极力申辩。怕自己说话作用不够,古大存又直接给叶剑英打了电话。叶剑英听罢大惊,马上电令“刀下留人”,把莫雄保了下来。
从莫雄开始与中央特科接触、秘密为党工作开始,到新中国成立,时间已经过了将近20年,很多当年的地下党老朋友,比如刘哑佛、卢志英已经牺牲于隐蔽战线的特殊战斗,还有很多像项与年一样,匆匆一别,再无消息。但是,莫雄和共产党的这份特殊友谊,一直没有被遗忘。
1956年,已是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的莫雄在《南方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在数千公里之外的辽宁,“莫雄”两个字引起了时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梁明德的关注,他马上打电话问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你们报纸上的这个莫雄是不是以前粤军的莫雄?获肯定答复后,梁明德欣喜若狂,马上给自己的老上级李克农报告,说当年给我们送情报的莫雄还活着呢!
梁明德不是旁人,正是当年敲掉门牙送情报的项与年。
将“铁桶计划”的情报交给周恩来之后,项与年随队长征。途中,他受中央特科派遣,赴上海、江西执行任务。然而,这次出师并不顺利,刚刚到达南京就被国民党密探逮捕,并押往江西南昌秘密审讯。幸好,项与年随身带有国民党的各种证件,他同敌人巧妙周旋,终于乘敌人放松警惕时逃离看管所。
不久后,项与年重新找到党组织。因为身份曾经暴露,他改名梁明德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一直在天津北方局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同王世英、南汉宸、习仲勋、李克农等一起,来往于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人士之间,从事情报、统战工作。
此时,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习仲勋正好担任关中分区党委书记和绥德地委书记。两次共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1978年,项与年在福建龙岩病逝。习仲勋闻讯,亲笔写下1000多字的唁电。18年后,后人编著项与年纪念文集,习仲勋再次操笔撰文,热情赞叹项与年:“在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的险恶环境中,他穿梭于上海、南京、南昌、香港、天津、西安、北平之间”。“长期的地下斗争,把项与年塑造成一个机智勇敢、沉着坚定、不事张扬、不怕任何困难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一个见多识广、襟怀坦白、善与人交的同志”。“他生前对自己的历史从不宣扬,连向自己的子女都很少谈及”。
1956年,项与年终于在报纸上看到了阔别30余年的老朋友莫雄。李克农也一直惦记着这位老朋友,他让项与年去广州接莫雄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叶剑英元帅也在家中摆酒宴请两位英雄,热情赞扬他们的历史功绩。
莫雄为人重义,结交广阔,方方面面、各色人等都有朋友,因此还得了个“五色将军”的外号。而他一生最珍视的,就是与共产党的这份特殊友谊。这个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五色将军”,有着最闪亮的红色底色。在回忆录中,他写道:“‘党的老朋友,老同志’,是对我一生最大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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