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之所以称为红军，是南昌起义10个月以后的事。1928年4月间，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此后不久的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至此，“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就成了“红军第四军”。值得注意的是，有了第四军，前面还有没有第一、二、三军？后面还有没有第五、六、七、N军？当时还不清楚。福建文史专家傅柒生在《军魂》一书中解释说，因为南昌起义的主体来自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这支部队“北伐”时期战功赫赫，被誉为“铁军”，朱、毛部队沿用“铁军”番号，表明继承“铁军”的传统基因。发扬“铁军”优良的战斗作风，是红四军战斗力旺盛的精神基础。

    1929年，朱德、毛泽东率主力离开井冈山，实施外线作战，途中打了一个大胜仗，在长汀制作了四千套军服，这也是中国红军第一次统一着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周边都是国民党军和军阀部队，相继投入兵力数十万人“会剿”。奇怪的是，红四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打越强，先后击毙反动军队的旅长郭凤鸣，活捉国民党军师长张辉瓒，抵抗了刘和鼎、蒋光鼐、金鼎汉等部接踵而至的进攻。

    一个典型的战例是，1928年8月下旬，国民党军趁红四军外线作战欲归未归之际，对井冈山根据地发起“会剿”。朱、毛红军下山时，带走了主力部队，惟一的迫击炮因为打不响留给了看家的部队。后来彭德怀做过一个保守的比较，当时敌我兵力对比大概是三十比一。8月30日晨，敌军两个团加强一部，向黄洋界哨口发起进攻，留守部队以区区两个连的兵力，凭险据守，连续打退多次攻击。打到下午，红军子弹所剩无几，最后关头，战士们把那门破炮找出来了，仅有的三发炮弹，前两发都是哑炮。就在绝望之际，一个战士不甘心，又把第三发炮弹填入炮膛，奇迹就在这个瞬间发生了，第三发炮弹不但响了，还正好落在敌军指挥部，上山之敌以为红军大部队杀回来了，连夜逃之夭夭。

    解读这个战例，我们不难看出，人少不是问题，枪破不是问题，天寒地冻也不是问题。那么，红军为什么能打胜仗，为什么能以少胜多，为什么能以弱胜强？事实上，毛泽东在战斗结束之后写的那首诗词，就给出了答案：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众志成城，就是红军能打胜仗的根本原因。不仅众志成城，连那门破炮在关键时刻也幽了一默，真是恰到好处，有如神助。

    二

    红军初创时期，打了很多胜仗，也打了一些败仗。当然，若依实力对比和伤亡对比论成败，红军即使打了败仗也是胜仗，用俗语说，干掉一个够本，干掉两个赚一个。但是，在毛泽东的眼里，这个“赚”要不得，够本不行，小赚不行，大赚也不行，要特别大的赚才行。

    星星之火，必须燎原，这就要求年幼的红四军，必须尽快成为一支比纯金还要纯、比钢铁还要硬的队伍。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了解麾下这支刚刚从农民和旧军队脱胎的军队，虽然名称变了，但是很多旧的习气还有待改造，拢到一起就是一块钢，拢不到一起就是一盘沙。早在秋收起义之后不久，部队就进行了三湾改编，克服大而无当，把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把手掌攥成拳头。当然，最重要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对官兵进行组织管理和思想教育，逐步建立主动革命的思想基础。

    或许，就是从三湾改编开始，一个课题就在毛泽东的脑海里酝酿了，培养信仰，首先就要解决为谁打仗，为谁扛枪的问题。三湾改编的另一个原则就是官兵一致，建立士兵委员会，内部实行民主。官兵很快就有了感情认同，这支部队是自己的，为自己扛枪，为老百姓打仗，为子孙万代打天下。这个认识激活了强大的战斗力。

    如果说，三湾改编还处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摸索阶段，那么，到了1929年12月，红四军召开古田会议，则明确把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作为我军的灵魂。决议第一部分第一条，就是纠正单纯的军事观点。这是一个伟大认识，认识这个真理是红军的伟大转折。一方面讲，没有政治信仰的军队，即便实力再强，装备再好，技术再精，可是，不知道为谁打仗，不知道为什么打仗，最终的出路，第一是成为反动政府的御用军队，第二是成为军阀的个人军队，第三是落草为寇。从另一方面讲，没有政治信仰的军队，当兵为了吃粮，为了升官发财，势必见利忘义，可以随时倒戈，随时“城头变幻大王旗”，上个世纪初的军阀混战便是典型的例子。“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任务的武装集团，绝不是单纯打仗的，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建设革命政权。”一言以蔽之，红军打仗是为了崇高的信仰，这同军阀的雇佣性质有着根本的区别。克服单纯的军事观点正是为了军事上的真正强大，是思想和精神动力的强大。为信仰而战，是红军能打胜仗的根本保障。

    三

    红军为啥打胜仗，红军白军不一样。红军打仗为信仰，白军打仗为吃粮；红军砍头风吹帽，白军风吹两边晃；红军住宿上门板，白军过境如虎狼；红军官兵亲兄弟，白军敲诈又克饷……这是上个世纪红军文艺宣传队创作的一首歌谣，虽然在艺术上略显粗糙，却一定程度揭示了红军能打胜仗的奥秘。

    除了思想和制度的先进，红军还比国民党军多了一支重要的队伍，就是宣传队。古田会议决议里专题阐述了红军宣传工作，具体到宣传队的规模结构，“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宣传队把共产党和红军的各项政策、纪律、主张等等，通过印发报刊、张贴布告、文艺演出等形式，艺术化、形象化、通俗化地展现给红军官兵，对于坚定信念、激励士气，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古田会议把监督执行纪律也纳入宣传队的工作职责，宣传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团结了下级官兵和民众；宣传废止肉刑和不许虐待俘虏，争取了落后官兵和敌对阵营的官兵。以不杀逃兵为例，以往抓住逃兵，多数枪毙，后来发现，杀了一个逃兵，其他逃兵再也不敢回来了，只能孤注一掷，跟红军死拼到底。红军领导人分析认为，逃兵是旧军队留下来的家常饭，甚至可以说是底层百姓的一种特殊生存方式，今天逃了，明天还可以争取回来，信仰要慢慢培养。为此，红军宣传队还将废止肉刑、转化逃兵的故事编成节目，广泛宣传，教育感化部队，从而使逃兵现象逐步减少，而国民党军的士兵受到红军的感化，拖枪倒戈则渐成风气。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的兵员，有很多是从国民党军里面投诚或者逃过来的。

    宣传队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宣传并监督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毛泽东在1928年1月宣布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六项全部是为了争取民心的，具体到“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1929年2月，红四军在瑞金城外大柏地同国民党军作战，当地群众不了解红军，多数跑到山里藏了起来。红军饥肠辘辘，只好动用群众家里的食物，并按略高于市场的价格留下欠条。仅仅一个月后，红军在长汀打土豪筹集了一批款子，毛泽东派人送大洋到大柏地还款，这件事情对群众影响很大。红军爱民的故事通过传单、标语和文艺演出，在人民群众中传播很广。军民同心，其利断金，人民群众的倾力支持，是红军能打胜仗的又一重要保障。

    四

    红军为什么能打胜仗，还有一个说法，是因为蒋介石写诗写不过毛泽东。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毛泽东写出《沁园春·雪》之后，蒋介石召集了一帮文人墨客，试图写出一首更有意境、格局更大的作品，可是写来写去，还是自愧不如，只好偃旗息鼓。或许这是传说，但这个传说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会写诗和会打仗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换句话说，统帅的个性和胸襟同战争胜负有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红军成立之初，部队吃不饱穿不暖，每天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毛泽东依然谈笑风生。1928年8月底，黄洋界鏖战之际，毛泽东率部正在返回途中宿营，一觉醒来，传来胜利的消息，毛泽东哈哈大笑，一首词冲口而出——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