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东保安队”是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动华北事变后，由冀东伪政权建立的一支特别武装力量。卢沟桥事变后，“冀东保安队”在北平东郊通州发动反抗日本侵略的起义，即日方所谓的“通州事件”。事件虽已过去70多年，但至今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等极少数人仍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为侵略张目。梳理这段史实，有助于还原历史，认清本质，以正视听。

    “冀东保安队”渊源

     1933年5月，日本借中国军队长城抗战失利之机，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由此，包括通州在内的冀东成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驻扎，华北门户洞开。

    当时，日本关东军派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到华北，推动“华北自治”。土肥原一方面策动香河、张北、河北等事件，制造“民众要求自治”的社会舆论；另一方面加紧笼络殷汝耕等华北地方实力派人物，培植亲日政权。1935年11月24日，冀东滦（县）榆（关）、蓟（县）密（云）两行政区督察专员殷汝耕发表冀东22县“自治”宣言，声称“脱离中央，宣布自治，举联省之先声，以谋东洋之和平”。11月25日，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25日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政府机关设于通州城。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是继伪满洲国后日本扶植的又一个傀儡政权。日本侵略者在冀东伪政权各厅、处、所、保安队及各县都安插日本顾问和特务，每个机关少则三五人，多则七八十人，实际操控军事、行政、财政等大权。

    “冀东保安队”前身是河北省特种警察部队。冀东在《塘沽协定》后被划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驻军，只能由警察维持治安。为此，1933年夏，蒋介石密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以省政府名义建立特种警察部队，开赴冀东，警卫地方。特种警察部队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一是于学忠抽调原东北军51军张庆余、张砚田两位团长和部分官兵，组成第一、第二总队，张庆余、张砚田分别任总队长；二是河北省政府收编汉奸李际春由伪满带到冀东的刘佐周、赵雷两部伪军，分编为第三、第四总队；三是收编冀东土匪胡协五（绰号老耗子）为第五总队。第一、第二总队各辖2个区队，每一区队辖3个大队。其他三个总队均无区队，总队长直辖大队，第三、第四总队各有6个大队，第五总队只有2个大队。1935年7月，商震接替于学忠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将河北省特种警察部队改称河北保安队。1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又将保安队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军”。1936年8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将冀东伪军改编为4个保安总队，另编1个教导总队。各总队人数相等,下置区队大队、中队及迫击炮、骑警、通讯3个特种兵中队。此外，设立训练所,对各总队长官统一训练，对各总队统一教育、统一装备,从中将（总队长）到马夫分38个等级。

    七七事变前，“冀东保安队”几经调整编制基本固定，总数约1.2~1.5万人。第一总队，总队长张庆余,3000余人,分驻宝坻、香河、通州附近及昌平、怀柔、顺义一带。第二总队，总队长张砚田,3000余人,分驻三河、玉田、蓟县、遵化一带。第三总队，总队长李允升(刘佐周被刺身亡),2500人,分驻昌黎、滦县、临榆、抚宁、卢龙、迁安、乐亭一带。第四总队，总队长韩则信(赵雷被撤职),约3000人,分驻塘沽、北塘、宁河、开平、唐山、古治一带。教导总队,总队长暂由殷汝耕兼任（后由沈维干担任），约2000至3000人，驻开平镇马家沟一带。

    “冀东保安队”起义原因

    日军侵占冀东和殷汝耕叛国，遭到全中国人民反对，身处殖民统治之下的冀东人民更是义愤填膺，反抗不断。“冀东保安队”中具有民族正义感的官兵与侵华日军、伪政权的矛盾日益升级，最终发动反抗日本侵略的起义。

    （一）保安队与日军矛盾日益激化

    冀东伪政权成立初期，日军一方面企图用金钱物品收买军心，另一方面又不信任保安队，还派日本顾问予以监视。双方矛盾日益激化，保安队哗变事件时有发生。据《昌黎县史》载，“1936年9月6日，驻昌黎北郊的李海天部100余名官兵反正；11月20日，驻昌黎的韩则信部400余人哗变；继之，李海天部又有200多人起义，占领邮电局，控制昌黎县城。”尤其是驻通州的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大部分来自原东北军，背负国仇家恨，与日军矛盾由来已久。1936年8月27日,张砚田部第四分队百余人哗变。同时，日本特务、“浪人”等在通州城内肆意横行。有的保安队士兵为维护民族尊严，经常与日本人发生冲突。

    1937年6月上旬某日，通州城内一辆日军汽车司机酒后开车，横冲直撞，在日军守备队门前轧死保安第一总队一名巡逻兵。巡逻队愤怒之下打了日本司机，日本守备队门卫班见状冲出十几个日军，不分青红皂白将巡逻队缴枪，抓进守备队毒打。张庆余闻讯非常气愤，集合队伍，分乘10多辆汽车前往守备队讨要说法，要求放人。日本守备队勉强放人,但把轧死保安队士兵一事歪曲为“巡逻队无故拦截日军汽车造成”,对保安队大加训斥，激起张庆余和保安队官兵对日军的不满和仇视。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保安队与日军的矛盾。

    （二）保安队与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伪政权貌合神离

    “冀东保安队”虽隶属“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但成分非常复杂，不甘附逆于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伪政权成立之初，张庆余曾密派亲信副官长孟润生赴保定向商震请示应对之策，商震嘱其目前不宜与殷汝耕决裂，暂时虚与委蛇。

    殷汝耕对张庆余、张砚田等人亦早有戒心。第一、第二总队训练有素，武器精良，战斗力强，抗日情绪浓厚。张庆余、张砚田曾与教导总队长沈维干（原属张庆余部下）密谋设立一个与殷汝耕并驾齐驱的军务长官，以便掌握更多军权。后来此计被殷汝耕知晓，但因张庆余等掌握军权，殷未敢采取非常措施，反托人从中疏解，并多次宴请张庆余，企图拉他上钩。张庆余、张砚田表面上服从，但内心蔑视殷汝耕，私下四处活动，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三）卢沟桥事变为起义创造时机

    早在1936年初，通过原冯玉祥国民军宿将、河北省哥老会首领之一张树声斡旋，张庆余、张砚田曾赴天津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秘密接触。宋哲元对二人爱国和抗日态度表示欢迎，希望他们坚定立场，强化军队训练，做好准备工作，并赠予每人一万元经费。

    卢沟桥事变爆发，张庆余派心腹刘春台密往北平面见时任国民革命军29军37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冯治安请示机宜。冯治安请他于中日开战时一面出其不意在通州起义，一面分兵侧击丰台，起到夹击效果。刘春台与29军参谋长张樾亭取得联系，张樾亭将张庆余、张砚田所部编入29军战斗序列，随时准备策应29军抗日而发动起义。

    与此同时，为预防29军进攻通州，日军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召集张庆余和张砚田召开军事会议，商讨防守事宜。张庆余建议将散驻各处的保安队集中通州待命，增强力量，可攻可守。细木繁采纳他的建议，同时将分散在各地的日侨集中通州便于保护。张庆余和张砚田则分别调回散驻各处的部队，暗中部署起义。

    （四）日军轰炸保安队成为起义导火索

    当时通州武装部队有：日本警备队、特务机关宪兵队，分驻西仓、东仓和西塔胡同；保安队第一总队、教导总队，分驻老四营等地；城外有中国军队29军独立第39旅第2团第1营，分驻新城南门外的三义庙、宝通寺、王恕园和城东南发电厂。29军驻地与日、伪军驻地只相隔一堵城墙、一座水桥，双方相互戒备，摩擦不断。

    1937年7月27日凌晨，驻通州日军突然向29军发动攻击，29军官兵奋力反击。由于29军提前布防，加之部署在通州旧城南门的保安队并未截击29军，只是对空鸣枪放炮虚张声势，29军得以安全撤离。日军对保安队甚为不满。

    当日9时，日军12架飞机轰炸旧城南门外保安队教导总队营地，保安队10余人伤亡，房屋被炸毁。事后，日本外交官认定“此事责任都在日本陆军身上”。日军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和保安队日本顾问渡边称这次轰炸是“误会”，以道歉了事。日军轰炸事件，激起保安队奋起自救自卫，成为保安队起义的导火索。

    “冀东保安队”起义经过

     1937年7月27日，通州日军警备队主力萱岛部队与小山炮兵部队奉命向北平南苑进发，通州城内兵力相对空虚。7月28日，日军大举进犯南苑，并派飞机轰炸北平。张庆余认为战机已近，不容坐失，遂与张砚田、沈维干密议当夜起义。起义队伍包括第一、第二总队的部分和教导总队，约4000余人。

    第一阶段：起义军进攻西仓日本兵营，攻占冀东伪政府和日本驻通州特务机关

    张庆余对起义部署如下：第一总队兵分三路，分别攻打西仓日本警备队、日伪机关和日本浪人开设的烟馆、赌场、妓院等。第二总队把守城关各路口、邮电局、各机关；教导总队负责解决车站日本警备班和警戒增援之敌。29日拂晓以进攻日本兵营的枪声为起义信号。

    第一总队第二路起义部队主攻西仓兵营。此时，西仓兵营有日军通州警备队、山田机动车部队、宪兵分遣队、兵站司令部以及军兵器部、野战仓库等兵力和非战斗人员120人，以及“冀东保安队”起义时聚集的一批宪兵、特警和日侨、朝鲜人约380人，共约500人。7月29日凌晨3时许，进攻西仓兵营的枪声响起。起义军虽只装备野炮四门、迫击炮数门、重机枪数挺，但人数占绝对优势，分别从东、南、西北三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日军装备精良，工事坚固，死守抵抗，战斗迟迟未能结束。起义部队增加火力支援，双方激战达6小时以上，仍未攻下，保安队战死200多人。张庆余恐再拖下去日军援兵开到，届时形成内外夹击，对起义军形势不利，于上午11时左右下令炮击，起义军逐渐占据优势。炮弹击中日方载有补给军火的机动车队，17辆汽车全部被烧，车上军火自爆，子弹炮弹四散横飞。随后，日军兵营附近的汽车燃料库也被击中，一时间大火熊熊燃烧，黑烟冲天，日军阵脚大乱。保安队步兵在炮火掩护下乘势攻击，日军除一部分逃亡外，顽抗者均被歼灭。

    起义信号响起后，另一路起义军立即封锁通州城门，断绝城内交通，占领电信局及无线电台，包围冀东伪政府长官公署及其他重要机关。第一路起义军迅速占领了伪政府，汉奸殷汝耕随即被捕，被带到北关吕祖祠。起义军要求他反正抗日，殷汝耕迟疑不决，被监禁在祠内。

    第三路保安队前往进攻西仓日本特务机关。细木繁公馆距伪署仅一巷之隔，细木繁听闻枪声四起，料定情况有变，便率数十名特务对抗。起义部队迅即攻占特务机关，细木繁被乱枪击毙，日本特务机关人员全部被歼。

    第二阶段：日军派兵增援，起义军被迫撤离通州

    7月29日下午4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命令临时航空兵团轰炸起义部队，十余架次轰炸机赶来对通州进行编队轰炸。同时，日本丰台中国驻屯步兵旅团长奉命以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主力前去救援（30日晨到达）。

    司令部还向通州日军下达夜间防御命令，要求各部队做好准备。下午5时30分，各分队长集合。鉴于当时起义部队仍在兵营东、南、北围墙处，主力集结于总队本部和冀东伪政府附近，辻村部队命令：必须彻夜严守各兵营、仓库；通州警备队担任直接守卫兵营任务，负责派哨兵监视，打探敌情；山田部队负责指挥宪兵兵器部、病马收容班，严守存放粮草和兵器的各个仓库；通州警备队和山田部队以南侧围墙为界，分别负责北、南两侧防御；夜间禁用一切灯火；谷本主计大尉于通讯所负责联络其他各部，并指示调度各部队所需物资；夜间行动暗号为“梅樱”等。

    面对日军飞机轮番轰炸，保安队没有防空装备,仅以机枪回击，实难坚持,不少人脱下军服,弃械逃跑，形势转为不利。张庆余决定乘日军援军到达前放弃通州,将保安队撤往北平投奔29军。

    7月29日深夜,保安队分两路退往北平,到北平城下才得知29军已撤离，遂退至长辛店、保定一带。是时,保安队在北苑和西直门附近与日军关东军铃木旅团一部遭遇。日军集中火力向起义军攻击。保安队官兵浴血奋战,腹背受敌,教导总队长沈维干、区队长张含明带队突围，相继牺牲。其间，押解殷汝耕的汽车行驶到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押车士兵被日军冲散，殷汝耕趁乱脱逃。危急之下，张庆余下令分头突围，将全军分为若干小队，每队五六十人不等，经门头沟奔保定集合，与29军会合。到达保定时，只剩4000余人。

    第三阶段：通州城内遭日军报复“扫荡”，冀东伪政权被迫道歉、赔偿、为侵略者树碑建塔

    30日上午9时许，日军酒井部队千余人开进通州城，见男人就关进西仓兵营；逐户搜查可疑之人，甚至一时起了屠城之意。下午4时许，萱岛部队抵达通州，立即封锁各城门，并向各城门以及冀东伪政府派遣监视部队，“扫荡市内，使之逐渐恢复治安”。辻村部队撤去周围警戒，将兵力集中至兵营和仓库，日军按户口逐户搜查，认为可疑的人就抓捕，后来这些人绝大部分被杀害。据伪县长王季章说“在短暂的几天时间里，被处死者约有七八百人之多”。日军的报复举动，令通州城陷入极大恐怖。外逃的人不敢回家，在家的多乘黑夜越城逃走，或逃到美国教会避难，恐怖气氛持续两三个月。日军把血腥镇压竟说成是“使东亚安定”“亲人善邻”，把中国人民在自己土地上反抗侵略者的正义行为污蔑为“共匪骚扰”“叛逆”。

    日本使馆方面获悉保安队起义情况，担心成为第二次庙街事件引发国内政治变动，不经向政府请示，就以参事官森岛守人全面负责，与代替殷汝耕执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池宗墨进行会谈。1937年12月24日，池宗墨向日本使馆递交文件正式道歉，并允诺给予日方抚恤慰问金共120万元，当即交付40万元（其余80万元后由与之合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交付）。日本参事官森岛递交答复文件，宣告事件“圆满解决”。

    不仅如此，日方要求“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无偿让出日人蒙难地区并负责修建“慰灵塔”，强征中国劳工在通州新城南门里水月院胡同漕运总督衙门旧基和西仓广场东北角各建起一座“慰灵塔”，“祭奠”在这次起义中的日本死亡者，并通过日本领事馆强行移植天坛古树，种植于“慰灵塔”周边。此外，强行拆除文庙汉白玉护栏为日军立碑，数百年的文物惨遭破坏。

    “冀东保安队”起义的作用与意义

    “冀东保安队”起义继卢沟桥事变、南苑战斗之后，于日军围困平津之际发动，在北平地区抗战史中留下不容忽视的一笔，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