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对西路军的历史评价

    朱德—— “这件事很重要，这些同志（指幸存下来的西路军战士）的生活和工作，政府应该想个办法!他们没有错误，当时战斗打得激烈，很艰苦，损失很大，光师以上指挥员就牺牲了不少。对牺牲和失散在青海的同志，一定要搞清他们的情况！”

    陈云—— “西路军过河是中共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邓小平—— “赞成这个说明（《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胡耀邦—— “教育干部和群众尊重西路军红军老战士，从政治上关心他们，生活上体贴他们，同时要号召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江泽民——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徐向前）奉中央军委命令，……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洪学智—— “很长时期，西路军由于被当作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其史实及研究都被视为禁区，尘封了半个世纪，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备受压抑和屈辱，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胡乔木—— “我完全同意先念同志信中所提出的对待西路军西渡黄河这一重要史实的原则意见，也同意胡绳同志信中的负责态度。”

    《中国共产党历史》—— 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第五篇：红四方面军对长征胜利作出重大的贡献

    红四方面军是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创立于黄安七里坪，先后开辟和发展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三月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和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一起，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

    一、强渡嘉陵江，配合了红一方面军在川南、黔北的活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跳出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变被动为主动，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主要是由于毛泽东等老

    一辈革命家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的结果，另外，也与红四方面军的配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当时的战略行动方针，作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指示。电示红四方面军：“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利”。红四方面军为了迷惑和调动敌人，以创造向嘉陵江及其以西地区出击的有利条件，积极进行渡江准备。二月中旬，陕南战役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回师川北，准备向嘉陵江中段进击。此时，又接中央电告：因敌在沪州附近之长江沿岸重兵防堵，不易通过，中央红军已停止了原在沪州上游渡江的计划，主力转至川黔边活动。红四方面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在川南、黔北的活动，实行了向陕甘边发展的方针，决定仍在苍溪、阆中间西渡嘉陵江，以求得在川西和甘南创造更大战机。

    红四方面军根据敌人宽大正面、纵深配合的防御特点，拟定了周密的渡江作战计划，决定集中主力，选择敌人防御薄弱部分实施重点突破。尔后乘敌动摇，在宽大正面上同时多路抢渡。三月二十八日,前线指挥部发出“急袭渡江”的命令。强渡嘉陵江战役历时八天，歼敌八个团、一个营，攻占了阆中、南部、剑阁、昭化四座县城，控制了近四百华里的沿江地区，打乱了敌川陕“会剿”红军的计划，威胁着四川军阀反对统治中心成都。这不仅为向甘南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也为红一方面军于五月初强渡金沙江，牵扯了蒋介石的大量兵力，客观上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二、包座战斗的胜利，为实现党中央北上方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强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敌人纷纷溃退，红四方面军为贯彻向川西和甘南发展的方针，遂乘胜发起彰明中坝战役。但在这个期间，张国焘擅自放弃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从此，红四方面军开始了长征。一九三五年四月上旬，进行了彰明中坝战役，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解放了嘉陵江、涪江之间的广大地区，为向川甘边继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牵制了川西北地区的大量敌人，配合了转战于黔滇边准备北上、向川西进军的红一方面军。但是，正当红军主力在徐向前指挥下取得彰明中坝战役胜利、大力开展新区工作的时候，张国焘却忙于指挥后方机关、部队实行“大搬家”，使红四方面军陷于失去根据地依托的不利处境。在此形势下，红军重返嘉陵江以东已不可能，北出也有极大困难。此时已得悉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北上。为摆脱不利处境和争取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遂于五月中旬先后撒出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向岷江地区西进。

    五月下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该军十八师和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西进，策应一方面军北上。六月八日三十军攻克懋功。两个方面军前锋也已接近。六月十二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代表四方面军，在理番致电中央，详细报告了当面敌情和四方面军各部队的位置，提出了当前作战的意见请中央决定。并表示：四方面军全体同志，正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十三日，红一方面军第二师第四团和四方面军二十五师之七十四团在夹金山下胜利会师。

    懋功会师后，于六月二十六日，中央召开了两河口会议。张国焘主张向川康边发展。中央主张北上甘南。中央北上方针得到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拥护。以红一方面军之一军、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北上。八月二十六日，胡宗南发现红军北上，即令其四十九师于二十七日由漳腊营向包座疾进，企图在包座河一线堵击红军东进北上。右路军到达班佑等地后，为开辟前进道路，决定夺取上包座，歼灭当面之敌。

    上包座位于四川松潘的北部，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也是胡宗南的重要补给线，当时驻守敌一营。此地周围是原始森林。西有包座河，南有银戈河、又有当地土司构筑之集群式碉堡，形势十分险要。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的作战部署是：以三十军八十五师之二十六四团攻击上包座之敌，以八十八师和八十九师另两个团位于上包座以南地区，准备歼敌援兵，以四军一部包围教吉寺之敌两个营。一方面军之一军团主力则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待机。二十九日，二六四团向上包座之敌发起进攻，经一夜激战，将外围碉堡全部占领，守敌两个连被歼。残部固守大戒寺后的碉堡顽抗待援。三十日下午，敌四十五师三个团进抵上包座以南三十里之松林口，企图乘红军尚未完全占领包座之际与守敌会合。红军为诱敌深入，正面阻援部队即边打边退。当晚，敌两个团进至包座河以西，一个团进至大戒寺。交战中，八十八师和八十九师的红军战士，忍着饥饿和疲劳，猛烈地连续向敌突击，前赴后继、与敌肉搏，上包座遂告占领，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四千余人，俘敌八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支，轻机枪七十余挺以及大批粮食牛羊。

    上包座战斗，是红四方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下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虽然越过草地时部队有很大减员，但是全体指战员为实现中央北上的方针，不顾一切困难和疲劳，英勇顽强地投入战斗，取得了全歼胡宗南主力一个师的重大战果，粉碎了敌人企图困死红军于雪山草地的恶毒计划，打开了红军向甘南进军的门户，为实现党中央北上方针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红四方面军南下的方针是错误的，但作战中打击了敌人，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

    一九三五年八月下旬，左路军主力到达阿坝地区。张国焘一到阿坝便与中央百般刁难，继继阻挠北上计划的实现。九月十五日和十七日，张国焘先后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于是四方面军各部队和五军团、九军团，分别自阿坝和包座地区，沿着原来北进道路，再经草地南返。九月下旬，部队分别集结于马塘、松冈、党坝一带。敌人为阻止红军南下，仓促沿大小金川布防。为消灭当面之敌，打开南去天仓、芦山的道路，十月七日，四方面军发出《绥崇丹懋战役计划》。十月八日战斗打响，历时十二天，总计击溃敌扬森、刘文辉等部六个旅，俘获人枪三千，占领懋功、丹巴两城及懋功属之绥靖、崇化、抚边三屯和达维、日隆关等要镇。大小金川地区多深山峡谷，到处是悬崖陡壁和湍急的河流。红军两过雪山草地之后尽管未得休正、减员很大，但仍能以疾风骤雨之势克敌致胜。这些，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绥崇丹懋战役后，懋功、丹巴等地溃退之敌。蝟集子宝兴、金汤地区防守。刘湘忙调模范师郭勋琪、教导师杨国桢部和第一师，加强天全、芦山、名山、雅安地区守备。为攻占天全、芦山，打开向成都平原的道路，四方面军乘敌立足未稳，仓促调正部署之际，即发起了天芦名雅战役。十月二十四日，红军以迅猛之势穿越积雪的夹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起进攻。红军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之川康边广大地区，俘获人枪五千以上。

    天芦名雅战役发起之后，刘湘为阻止红军攻势，屏障成都平原，把红军围困于川康边之穷山僻野。十一月十九日拂晓，敌以十九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向红军百丈地区突出的十余里长环形阵地反扑。红军此时虽自草地南返已连续作战六十余日，但广大指战员仍然忍着疲劳寒冷与优势之敌浴血苦战。有的战士手臂打断了，就用牙齿咬着手榴弹拉火索将炸弹打响，与冲到跟前的敌人同归于尽。敌人经过两天一夜的轮番猛烈攻击，终未能占红军一寸阵地，但是长期在固定阵地上与敌拚消耗，对处于劣势，缺乏补给的红军来说，显然十分不利。因此，红军乃于十一月下旬撤出百丈一带阵地，转进到北起九顶山，南经天品山、五家口、迄名山西北附近之莲花山一线山地、扼险防守，至此，天芦名雅战役遂被迫结束。百丈战斗历时七昼夜，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是南下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斗。红军指战员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但是，由于张国焘整个战略方针的错误和敌人主力的全部集中，红军尽管英勇战斗，付出了极大代价，（伤亡约四、五千人）依然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百丈战斗之后，四川军阀主力准备待机大举进攻。四方面军这时东进、南出均不可能，处境极为被动。尽管南下以来取得不少战术上的胜利，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南下方针的错误，不可能打开一个胜利的局面。中央关于“南下是绝路”的英明预见，到此已得到完全的证实。但是，红四方面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是应该发扬的。客观上顶住了蒋介石和川军四十多万人的进攻，消灭了敌人一部分有生力量，减轻了对中央红军的压力，这一点也是应该肯定的。

    四、甘孜会师，接应了红二方面军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天全、芦山地区的形势日益严重。四方面军这时前有强敌、后无巩固的根据地，部队得不到补充，难以在此与敌长期周旋。于是在二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被迫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过懋功向西康东北部转移。西进中，部队不仅同沿途敌人进行战斗，并且经历了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丹巴，道孚间，横亘着海拔五千米的大雪山，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时有冰雹、狂风、大雪降临，为了避开风暴的袭击，必须在每日十二时前通过顶峰的党岭，上山时汗流浃背，浸透军服，到了山上一经严寒侵袭，全身衣服顿成冰筒。有时大风夹着吹得人立脚不稳；有时天空虽然晴朗，但冰反射得强烈的日光刺得眼睛失明。稀簿的空气，使人呼吸困难，头晕脑胀，腰酸腿软。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红军指战员更是发挥了高度团结的精神，一人晕倒几个人抢去扶持，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更是以身作则，带头帮助别人背东西和照顾年幼体弱的同志。红军这种不畏艰难的钢铁意志，永远成为鼓舞人们前进的力量。

    自懋功会师以来，部队北上又南下又西进，往返草地雪山，连续进行激烈战斗，遭到很大减员。为了充实连队，适应新的任务要求，各军都进行了整编，展开了紧张的军事训练。在甘孜、道孚地区，进行了许多群众工作。四月二十三日，红军与德格土司建立了互不侵犯协定，红军与藏民基本上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保证了筹集物资任务的完成。以后红军北上时，留在当地的伤病员，得到了藏族人民的保护。

    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此期间曾不断来电，继续对四方面军表示极大关怀，期望四方面军迅速北上。三月二十六日，指示四方面军“第一步宜向川陕甘三省及陕南行动为宜”，五月二十六日，又电询问四方面军“今后具体行动方针”。中央的耐心诱导和亲切关怀，更促进了部队渴望北上的心情。张国焘被迫于六月十日电告中央，准备六月底北上。

    一九三六年四月中旬，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率领二、六军团横扫西北，又胜利地渡过金沙江，沿大雪山西麓及金沙江东岸分路北进。蒋介石慌忙飞往成都，急令位于康定、雅江地区的五十三师向南堵击，企图阻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

    为了迎接二、六军团北上，四方面军于四月中旬以三十二军（即九军团)和四军一部由道孚出动进攻雅江，阻止五十三师南下。将康定之敌阻止在雅江以东，保障了二、六军团北上道孚侧翼的安全。这时，四方面军还在部队中广泛进行了迎接会师的政治动员和准备。全体指战员怀着对英勇善战的二、六军团的无限敬意，又一次开展了赶制慰问品的活动：捻毛线、织毛衣毛袜、缝制皮衣等。五月中旬，二、六军团胜利通过了雪山地区。奉令迎接的三十二军即向西发展，攻占理化。六月三日，三十二军在理化以南之申洼寺与六军团先头部队十六师会合。二十二日，六军团到达甘孜以南之普主隆。七月一日，二军团亦在甘孜以西绒岔坝与三十军之八十八师部队会合。二日，二、六军全部集结于甘孜，两支兄弟部队的会师胜利实现了。二、六军团进入甘孜地区，受到了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沿途贴满了“欢迎横扫湘鄂川黔滇康的二、六团”，“欢迎善打运动战的二、六军团”等巨幅标语，当地藏民载歌载舞，夹道欢迎，在二、六军团的驻地，四方面军部队为他们筹集了大批粮食、牛羊，腾出打扫干净的房子，准备了木柴和开水，一批批的慰问品送到战友们手中，并且召开了盛大的联欢会，充分显示了两支主力红军兄弟般的亲密团结。

    五、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

    甘孜会师后，二、六军团即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这时，两个方面军面临的共同任务，就是迅速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创立西北抗日根据地，推动和迎接全国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为了争取在夏季通过草地，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曾多次建议早日出动。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由李先念率领的先遣军即行出动，二方面军也积极迸行北上的各项准备。六月二十五日，四方面军在朱总司令领导下,作出了分左、中、右三个纵队与二、六军团共同北上的决定。二十九日，四方面军颁发了二次北上的政治命令。七月初，二四方面军先后开始向甘南挺进。四方面军部队，第三次穿行在茫茫的千里草地上。广大指战员都很渴望早日与中央红军会合，实现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走上抗日前线。经过将近一个月的长途拔涉，终于走出草地。八月一日到达包座地区，取得了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的第一个、也是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从九月三十日起，四方面军分作三个纵队北进。红一方面军部队在十月二日攻占会宁县城。十月八日，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会宁之青江驿、界石铺与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一师胜利会师。九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十日，会宁城内万众欢腾，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师联欢大会。二十二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将台堡，先后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宁大会师胜利地结束了红四方面军转战一年零七个月的万里长征。

    第六篇：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历史地位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被公认的一支主力红军。它在史无前例的红军从南到北战略大转移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是一个涉及面比较广而又比较复杂的问题。众所周知，张国焘的问题，就是涉及到红四方面军长征的一个重大问题。从1931年4月到1936年10月，张国焘在担任红四方面军领导期间，前期推行了一条比王明路线更“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后期又形成了他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北上过草地后，张国焘率左路军和右路军的4军、30军南下，另立“中央”，使他的军阀主义、退却路线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达到了登蜂造极的程度，使党和红军遭受严重危害。而且后来张国焘又拒绝党的挽救，继续与党对抗，走土叛党道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在以往史学著述中谈到红四方面军长征时，多是侧重讲张国焘的错误及其危害，而对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地位论述较少。

    必须肯定，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张国焘在长征中错误的揭露与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弄清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历史地位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

    长征前，红四方面军在创造根据地和武装斗争方面的胜利，为配合、掩护一、二方面军长征准备了条件。

    首先，创造了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川陕苏区。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4个师（即10、11、12、73师），由鄂豫皖苏区突围，经鄂豫西入陕后，两越秦蛉，涉汉水，翻大巴山，行程三千多里，歼敌万余，粉碎了十几个师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于12月下旬，转移到川陕边界地区。这次战略转移保存下来1万5千人的红军主力，为创造川陕苏区准备了条件。

    当时川北军阀田颂尧正在成都参加刘湘与刘文辉的军阔混战，红四方面军乘川北空虚之机而入，迅速攻占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随即深入通、南、巴各县农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政权，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地方武装，进行土地革命等项工作。1933年2月，在通江先后召开了中共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相继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工农兵政府。从此，川陕新苏区初步建立起来。

    由于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和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持，川陕苏区后来发展成东起城口，西至嘉陵江，北据镇巴、宁强，南控营山、渠县，纵横20余县，面积2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700余万的新根据地。川陕苏区的刨建与发展，对全国红军从南蓟北的战略大转移具有特别重大的战略意义。

    其次，打击削弱了四川军阀势力，发展壮大了红军。川陕苏区是红四方面军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从1933年1月到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在创建与保卫川陕根据地的过程中，接连不断地取得了一系列军事斗争的胜利。首先，进行了反对田颂尧三路围攻战役，粉碎了田颂尧的29军的38个团近6万人的三路围攻；使田军损失过半，余部退守嘉陵江岸。接着，主动发起了仪南、营渠、宣达三次战役。仪南战役，进一步打击了退守在仪陇南部地区的田颂尧残余军阀势力；营渠战役，重创了盘据在营山、渠县的杨森的20军，宣达战役，大部歼灭了盘据在宣汉、达县、万源、城口地区的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最后，进行了反对刘湘六路围攻战役。这次战役，是红四方面军发展史上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艰苦的一次战役。四川军阀头子刘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纠集四川军阀部队140余团的兵力，妄图在3个月内消灭红四方面军。为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打击敌人，红四方面军连续紧缩阵线，以至最后放弃十余县广大根据地，而集中于通江以北至万源以南之一线。由于根据地缩小，人力物力严重缺乏，尤以粮食更为困难，在万源与刘湘主力决战时，甚至仅包谷、洋芋也要两三日才能吃到一餐，花萼山之战，我红军战士有饿至二、三日仍与敌厮杀者。最后，在党和徐向前领导与直接指挥下的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们，以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及其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历尽艰险，排除万难，浴血奋战10个月，以2万余人的伤亡代价，先后歼敌8万余人，终于取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

    经过以上战役，四川大小军阀势力，除刘文辉的24军外，杨森的20军，刘湘的21军，邓锡候昀28军，田颂尧的29军，刘邦俊的23军（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残部改编），李家钰的新编第6师，罗译洲的第23师，都遭到了红四方面军不同程度的打击。据不完全统计，在上述战役中，约30万左右的四川军阀势力共计被歼灭11万多人，这充分地显示了红四方面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强大威力。四川军阀在遭到红四方面军的打击后，不仅兵力大减，而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他们慑于红军威力，害怕被歼灭，不敢对根据地再轻举妄动，从而使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后期，能够集中时间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进行准备。

    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红四方面军也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并以缴获的大量枪支、弹药、军用物资，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到1933年11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就由原来入川时的4个师1万5千多人，扩大为5个军8万余人，并通过上述战役，积累了同四川军阀部队作战经验。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为掩护一、二方面军长征准备了条件。

    （二）

    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党中央的路线走上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中央红军也开始走上了转败为胜的道路。但是，中央红军后来之所以能够胜利地到达陕北，完成了长征计划，除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中央红军的艰苦奋斗英勇作战外，还和红四方面军的有力配合是分不开的。这从红四方面军在以下几方面的表现中可以看出。

    首先，为策应中央红军入川开始长征。早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不久，红四方面军在清江渡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上，就着重地提出了要对中央红军西征的行动，给予积极的配合。（傅钟：“红四万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及长征情况概述》《巴山峰火》)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电令红四方面军派一个师接应中央红军北上到川西建立新的根据地。此外，又得到红25军到豫西一带活动的消息，也需要接应。针对这种情况，经过反复研究，红四方面军领导最后决定，西渡嘉陵江向川陕甘边界地区发展。其具体部署是：首先攻占嘉陵江上游的广元、昭化两城，消灭敌人胡宗南部伸进四川的一部分力量，控制嘉陵江上游两岸；然后再向西北发展，使原来的根据地由川北扩展到川西、甘南、陕南。这样，往西南方向可策应中央红军，往东可策应红25军，中央红军和红25军来了还可以有新的落脚点。这正是后来毛泽东和党中央所制定的北上建立川陕甘新苏区战略方针的设想。但在具体实施战役计划时，因缺乏重武器，敌人凭坚固守，广元、昭化未能攻下。

    1935年1月22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向赤水前进。同时，党中央和军委令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运动歼敌，策应红一方面军北进。从此红四方面军就把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当作自己最主要的战略任务。于是，回师汉中，发动陕南战役，以迷惑川军，使其北调；同时，派一部分部队迅速做好从南面渡嘉陵江的准备工作。当陕南战役达到了预期目的和做好了渡江准备后，红四方面军就胜利地进行了西渡嘉陵江战役，紧接着又进行了彰明、中坝战役。这时，徐向前总指挥本想率红四方面军往北消灭胡宗南主力，占领甘南，但因兵力不足，电请张国焘调兵增援，而张国焘只顾忙于撤离川陕苏区大搬家，根本没做北取甘南的安排，以致贻误了战机，策应中央红军的最理想计划未能实现。这完全是由于张国焘在战略指导上的错误造成的。但在西渡嘉陵江战役和彰明、中坝战役中，击溃敌人20余个团，歼灭敌人12个团以上，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边，西至北川，南抵梓潼，北到青川、平武的广大地区，这无疑是红四方面军策应中央红军的一个重大步骤。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准备在川西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时，红四方面军已从川陕苏区撤出，集中于涪江流域的江油、中坝地区。

    蒋介石为防止一、四方面军会合，命令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和川军刘湘、邓锡候，孙震、李家钰等部，互相配合，以江油、中坝为中心，对红四方面军实行东堵西截，南北夹击。

    为打破蒋介石的堵截夹击部署，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先后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西进，开始了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的艰苦长征。

    其次，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努力创造条件，胜利实现两军会师。当徐向前总指挥率9军、30军主力西进，突破川军邓锡候部3万余人的三道防线，夺取了进入川西北的咽喉要地土门险关，先后占领茂县和理县时，中央红军已进入川康边，正经会理、冕宁北上。两军会合，指日可待。为了充分做好迎接中央红军的准备工作，红四方面军总部于茂县召开会议，确定由30军政委李先念率该军第88师及9军25师、27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扫清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并要求各部队做好两军会师前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央红军。迎接中央红军的物资筹集，是同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土地革命等项工作密切结合起来进行的。于是，从前线到后方，从机关到连队，从地方政府到人民群众，都投入了为迎接中央红军的热烈准备中。

    当中央红军渡过天险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向宝兴急进时，李先念已率领迎接中央红军的部队，先后攻占了懋功（现小金）和夹金山北面的要镇达维。至此，红四方面军控制了松潘以南到夹金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做好了迎接中央红军的一切准备工作。

    1935年6月中旬，一、四方面军于懋功胜利会师，打破了蒋介石企图各个击破红军力量的计划，集中了红军的力量，为红军在西北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再次，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冲锋陷阵，打破敌军封锁，为实现党的北上战略方针开辟了道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蒋介石在成都的行辕及其幕僚们研究了川西的地形之后认为：“红军分据千里山岳番民地区，东扼岷江，西迄大小金川至通河（即大渡河上游）边，北至松潘附近之叠溪，南至懋功，处处设防，几万红军兵力不够分配，且川康边陲民众游牧为主，宗教迷信浓厚，粮食只有青裸、玉米等杂粮，加以天气奇寒，夹金山以北终年不化之雪山，松潘草地乃北面天然屏障，飞渡不易。因此，北堵南追，集中主力封锁，红军插翅难逃”（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第32至33页）。于是，蒋介石召集川军各路总指挥刘湘、李其相、邓锡候、孙震、唐式遵、王瓒绪、潘文华等人到成都开会，亲自部署色围、封锁红军计划，要求川军各路集中20多万兵力，在四川“剿总”指挥下，同心协力，迅速压迫红军于岷江以西地区，企图困死红军。

    中共中央政治局考虑到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均不利于大批红军的活动与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当时的战略方针是：“集中力量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她，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军政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180页）

    当一、四方面军为实现党的北上战略方针到毛儿盖时，蒋介石命令薛岳率部于8月上旬将二路军前敌总部推进至文县，周浑元纵队推进至武都，对活动在陕甘边界风县、两当地区的红25军堵截，以吴奇伟纵队北进至平武、青川与胡宗南联防；以三路胡宗南部归薛岳指挥，集中于松潘、腊营、黄胜关，并以胡宗南部进入上下包座担任封锁，堵截红军主力北上。

    于是当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时，急令其49师伍诚仁部向包座增援，企图会同其原在包座驻防的独立旅2团，在上下包座至阿西茸一线，堵住红军北上甘南的通道。

    此时，按照党中央预定的路线，上包座已是红军北上甘南必经的门户，因此，夺取上包座，打破敌胡宗南部的封锁，就成为红军北上甘南的关键。

    党中央率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以后，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考虑到三军团尚未通过草地，一军团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的具体情况，提出建议由四方面军的30军、4军承担包座战斗的主攻任务。对此建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非常满意，给予了批准。

    为制定和实施包座战斗的作战方案，徐向前曾不畏艰险亲临前沿阵地侦察地形，其具体战斗部署是：以30军89师264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以 88师两个团位于包座西北地区，相机打援；以4军10师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守敌。一军团作预备队，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并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

    包座战斗以前，毛泽东曾经接见了30军政委李先念和副军长程世才，同他们进行亲切谈话，并着重地谈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李先念、程世才决心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打好包座战斗这一仗。

    包座战斗开始后，李先念、程世才率领30军，先以攻坚战的形式，歼灭了大戒寺守敌2个连。接着以运动战的形式诱敌深入，当敌49师被诱入我军伏击围内后，又将敌分割为三段，逐段将敌歼灭。在歼敌过程中，战士们冲入敌群，用手榴弹、刺刀和大刀同敌人厮杀，前仆后继，整个战场都展开了肉博战。特别是在最后一段歼敌过程中，几乎每一步都洒下了烈士的鲜血。有的烈士，一只胳膊被打断了，另一只手还紧握着大刀。他们吃的是野菜、树皮，为人民贡献出的是鲜血和生命！

    与此同时，我4军10师也向求吉寺守敌发起猛攻，徐向前总指挥也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敌被歼1个多营后，残部继续凭险固守。寺庙院墙又高又厚，敌人在庙后山上筑有固工事，控制着制高点，我军缺乏重武器，攻坚极端困难。为掩护部队攻击，10师师长王友钧端起机枪，架在警卫员的肩膀上，对敌人展开猛烈射击，不幸中弹牺牲。

    王友钧是湖北广济县人，原红15军战士。在红四方面军中历任班长、特务队长、营长、团长、师长，屡建战功，是四方面军著名的“夜摸将军”。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时，他带领30多名手枪队员，夜间从西线偷渡小通江，攀越几丈高的悬崖，摸入敌后方牛角嵌团部阵地，砍死敌团长，摧毁敌团部，带着缴获的武器、文件、俘虏，安全返回，受到方面军总部的表扬。他牺牲时，年仅24岁。

    由于30军和4军10师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的颁导和徐向前的直接指挥下，发扬了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艰苦奋斗、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终于以千人左右的伤亡代价，取得了歼敌49师及独立旅1个团共5千多人的胜利。

    包座战斗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困死红军于雪山草地的恶毒计划，打开了红军北上甘南的门户。这是红四方面军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为实现党的北上战略方针做出的重大贡献。

    此后，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的错误方针与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相对抗，造成了红军的分裂。四方面军因为没有服从党中央北上的命令，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南下的命令，从而走向了更加艰苦曲折的道路。

    1935年10月，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15军团会师，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计划。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新的局面。

    （三）

    1935年9月，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及原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南下，另立“中央”，破坏党的纪律，分裂党，分裂红军，向四川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使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约8万余人减员到4万余人，而且由于南下的行动，使红四方面军远离抗日前线，削弱了红军在全国的影响，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但这个责任应该由张国焘个人来负。

    红四方面军南下，在总的战略方向上是错误的，但是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从南下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期间，仍然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

    第一，挫败川军，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配合了转战于湘鄂川黔的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南下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四川的军阀势力。首先，在绥、崇、丹、懋战役中，击溃了杨森、刘文辉部6个旅，俘获人、枪3千，攻占了丹巴、懋功两城和绥靖、崇化、达维等重要村镇。接着，又在天、芦、名、雅战役中，歼敌2万多人，攻占了宝兴、天全、芦山、名山等城镇，并一度攻占了荥经、汉源，从南、北、西三面形成了对雅安的包围。如雅安被红军所占，进而继续往东扩展，将威胁成都。这不仅使四川军阀感到恐惧，也令蒋介石为之不安。“1935年10月间，蒋介石召张学良、顾祝同、陈诚、薛岳、刘湘到四川开会时，曾决定集中主力作‘彻底消灭红军’的部署。会议采取的主要措施是调薛岳的二路军4个军东下，加入川鄂边归陈诚指挥的战斗序列，进攻红二方面军。旋因红四方面军在11月间从草地回师，重新占领宝兴、芦山、名山、荥经、汉源，并包围了雅安地区，蒋乃停止薛岳所部东调，改令该部西开，协助川军全力进攻川康边区红军”（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第40页至第41页）。

    由此可见，由于红四方面军在南下时期对川军的军事打击，引起了蒋介石军事战略部署的变化，牵制了蒋介石的中央军主力薛岳部4个军14万人左右的兵力，这在当时的军事战略上，毫无疑问是对红二、六军团的重大配合。

    第二，为两军会师后北上做好准备，掩护红二、六军团胜利到达甘孜。天芦名雅战役以后，红四方面军面临两种不利情况：一是敌情严重，在其所处地区的南面和东面，有薛岳指挥的7个师和归刘湘指挥的川军100多个团；二是其所处地区人口稀少，物产贫乏，兵员、被服、粮食等项补给十分困难。

    1936年2月中旬，敌薛岳部配合川军主力向天芦地区大举进犯。红四方面军在强敌围攻、补给困难的情况下，被迫撤出天芦地区，经懋功向西康转移，到3月下旬，先后攻占了道孚、炉霍、甘孜、瞻化、泰宁等城镇，控制了东起憨功，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靠草地的广大地区。

    从建立根据她的角度看，这个地区显然是不具备条件的，因此，张国焘南下川康边的战略方针是完全错误的，但从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会师北上的角度看，占领这个地区，确实是个有利条件。

    4月下旬，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入西康，分两路沿大雪山西麓及金沙江东岸北上。在这之前，蒋介石就慌忙飞往成都，急令位于康定、雅江地区的53师李抱冰部进行堵截。为打击李抱冰部，红四方面军以32军和4军一部由道孚向雅江进攻，先后攻占索俄洛、雅江城、西俄洛、理化，控制了雅江地区，堵住了李抱冰部西进截击红二、六军团的道路，保障了二、六军团北上右翼的安全。李抱冰惧怕红军切断他与后方薛岳部的联系，遭打击后不敢轻举妄动。于是，红二、六军团于7月初顺利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从二、六军团结束了长征以来孤军转战的最艰难岁月，宣告了蒋介石企图消灭红二、六军团计划的破产。

    第三，在党中央团结北上方针指导下，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冲破敌军堵截，胜利实现会宁会师。为了团结全党早日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早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前，党中央就对红四方面军领导提出了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迅速北上的战略方针，并决定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组成西北局。在党中央的帮助下，张国焘终于在其错误路线的轨道上回转过来，同意了北上的战略方针，并正式宣布取消了伪中央。7月下旬，经党中央批准，西北局正式成立，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二、四方面军北上。从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宣告破产，党中央的团结方针取得了胜利。

    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四方面军分左、中、右3个纵队，分别由朱德、徐向前、董振堂率领先后北上，二方面军沿左纵队行军路线跟进。当两军过草地到包座地区时，蒋介石命令顾祝同派孙震的29军、邓锡侯的28军由川北入陇东堵截，命令朱绍良派王均的第3军、毛秉文的第37军、胡宗南的第1军在陇南堵截，命令张学良派王以哲的67军、何柱国的骑兵军进驻平凉、固原堵截。为粉碎敌军堵截，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局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先后在岷州、洮州、西固地区和通渭、庄浪、静宁、会宁地区，组织进行了岷洮西战役和通庄静会战役。在这两次战役中，四方面军担任正面主攻任务，从包座一直打到通渭，控制了会宁东南的广大地区。1936年10月初，为策应四方面军北进的一方面军攻占了会宁城。至此，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条件完全成熟。

    10月上旬，一、四方面军首先在会宁会师。二方面军从包座出发，经哈达铺往东转战于陕甘边界的徽县、风县、两当、略阳地区，完成了策应四方面军北进的任务后，也于10月10日到达会宁，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至此，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以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和红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上述历史事实证明，红四方面军在全国红军从南到北战略大转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打破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没有红四方面军的有力配合和掩护，一、二方面军长征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遭受更大的损失。“南下”错误主要责任在于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始终是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艰险，英勇苦战，忠诚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充分肯定它在长征中的历史地位是完全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