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红四方面军将帅英雄谱

    一、李先念——一位最早与最后的红军长征者

    李先念，湖北红安县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安县中共区委、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10月率领当地300余青年加入红军，任红四军第11师第33团政委。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他与吴云山团长率33团出色完成了红安、商城一带的四大战役，该团被四方面军任命为“共产国际团”的光荣称号。

    1932年夏，蒋介石发动了重点围攻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此时已任11师政委的李先念、师长倪志亮与政治部主任周光坦率11师担任突围的主力部队，在红安七里坪、河口等处激烈战斗，重创敌军。10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红安西北的黄柴畈召集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的去向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沈泽民为代表，主张坚守鄂豫皖根据地。回到根据地；一种意见以徐向前为代表，主张跳出根据地，向西部转移。李先念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与一批高级将领支持徐向前的意见。徐向前的意见得到执行，部队快速西征到平汉铁路附近。

    在鲍家店召集了师以上干部会议，李先念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向西北方向转战。在枣阳县新集遭遇敌重兵合围，处境非常危险。李先念率部杀开血路。保证全军安全突围。四方面军杀人陕西子午镇时，担任后卫的11师被敌人拦截，李先念在战斗中臀部与臂部两处负伤，坐着担架指挥部队。12月，部队翻过秦岭的9座高山，来到小河口。李先念参加了小河口会议。尽管存在严重争议，但会议再次确认了西征的方向。小河口休整之后，部队如猛虎强渡汉水，进入陕西汉中平原，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月底。四方面军进入川北，李先念率部翻越大巴山，占领了巴中。

    至此，5千里的西征胜利结束。四方面军的革命掀开新的一页。14400R人的四方面军，大巴山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当地群众，不到一年的时间，四方面军由4个师发展成4个军，大约有8万多人。24岁的李先念，由11师政委升任30军政委。

    1935年5月，李先念率部分部队接应一方面军，经过翻山越岭，与敌激战，攻占懋功。会师夹金山。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李先念率30军参与组建西路军，在靖远强渡黄河，开始了漫长的打通河西走廓的残酷战斗。30军与西路军一起全军覆没。李先念率千余人在祁连山打游击。于1937年4月到达星星峡，在陈云的接应下去了乌鲁木齐，年底到达延安，结束了西路军的长征。

    李先念从1932年开始3000-5000里“有名的远征”。是参加长征最早的高级将领之一。绝大多数的红军将士，长征时间是一年左右，过了一次最艰险的草地。李先念等将士的长征时间是5年，过了3次草地，他们比多数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多走了数年时间，多走了一万里路。李先念是最早与最后的长征参加者。是红军长征最典型的见证人与实践者。

    多年来，对于1932年红四方面军西征缺乏全面准确的评价，没有充分肯定它的重要历史贡献，有些时期甚至于持完全否定的批判的态度，认为是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路线。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其实红四方面军决定西征，不仅仅是张国焘的意见。而且也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意见，徐向前晚年写的《历史的回顾》中谈到黄柴畈会议时说：“我也赞成将红军主力暂时拉出外线。”

    李先念对于长征的贡献。不仅仅是他在战争年代的传奇经历，更在于他晚年提出了重新评价西路军问题，还提出了重新评价1932年西征问题。他晚年说：“第四次围剿，他(蒋介石)亲自到武汉坐镇，是专门对付鄂豫皖的。当时蒋介石已经统一了江苏、浙江、安徽。我们打了岳维峻，他又统一了河南、湖北。所以说，留在鄂豫皖周转是不行的，如果说粉碎了第四次围剿，还可能有第五次围剿、第六次围剿。再说，那时政策也有问题，这个问题，我与徐帅交换意见，鄂豫皖退出来是对的，那个地方长期占不住。”今天我们在纪念李先念的时候，应该完成他晚年的愿望，重新评价1932年红四方面军西征问题。如红四方面军西征是不是长征的组成部分?红军长征是不是始于红四方面军?希望得到党史、军史专家的回应。也希望得到红四方面军健在将士的宝贵支持。

    二、徐向前——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的旗帜、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

    红四方面军有三巨头：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张统领全局，陈负责政工，军事上则由徐向前独挡一面。

    徐向前说话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吹拉弹唱样样行。但是，当许继慎、周维炯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将领命丧张国焘之手，徐向前震惊了。1932年夏天他的妻子程训宣也惨遭杀害。打那以后，徐向前开始沉默了。

    1931年底，正当徐向前在前线指挥作战时，张国焘却在后方大搞“肃反”运动。程训宣因不肯指认自己的丈夫是“改组派”，结果被张国焘偷偷地杀害了。

    1935年6月，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但不久，发生了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激烈争论。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内心极其矛盾，处境艰难。

    9月9日晚，毛泽东来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实际上想看看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作了模棱两可的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没再说什么，遂告辞而归。当夜，毛泽东率三军团单独北进，向俄界的红一军团靠拢。

    10日凌晨，徐向前、陈昌浩接到报告说叶剑英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大吃一惊。接着，有电话：“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放了警戒，打不打？”

    “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徐向前吼道。

    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回到延安，毛泽东记住了他在关键时刻说的“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百般抚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而又暖人心腹的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

    1978-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1983年6月-1988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

    三、陈昌浩——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略）

    四、张国焘——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政委（略）

    五、打仗数第一”的陈锡联

    抢渡嘉陵江战役中，陈锡联的任务是掩护方面军主力渡江，时年20岁。陈锡联尤善打硬仗、恶仗、苦仗，被誉为“小钢炮”。将军多次负伤，四次重伤：一为左手，大姆指被炸伤；二为下颌处，一弹穿下颌，由后脖耳根处出，从此右耳残疾；三为胸部，子弹由前胸进，后背出，贯通伤；四为腰部，一弹横穿腰部，左进右出，亦为贯通伤。将军笑言，我身子前后左右有四个洞，因此心中有气出得快，心胸宽。李先念赞之：“打仗数第一。”

    长征途中，陈锡联腰部负伤，护士作了简单包扎。某日换药，将军察看伤口，竟无一丝血迹，甚纳闷：负伤哪能不见血？便指示士兵将他打横高抬，伤口朝下，腹腔中的血缓缓流出。将军言，幸亏自己有经验，否则血在肚子里不把人涨死？

    红军时期某战，陈锡联将军左手拇指受伤，由于包扎问题，血液不流通，渐渐坏死，终成黑色。一日，陈锡联将军取白酒，连饮两大口，又饮一口喷于剃头刀上消毒，喝道：“妈的，给我黑了，没啥用了。”旋即瞪眼咬牙，举右手飞刀断左指。故将军左手拇指缺一节也。

    抗日战争中，陈锡联将军历任八路军团长、副旅长、旅长、分区司令员等职，率部首战阳明堡、夜袭旧关镇、设伏响堂铺、大战狮脑山、破袭平汉路，屡建战功，威震太行。

    解放战争中，将军是四大野战军中最年轻的纵队司令员。1949年，34岁的陈锡联率2野3兵团10万大军解放重庆，为首任重庆市长。

    将军晚年，客厅所藏，琳琅满目。令人印象深刻者有三样：其一为一尊关羽铜像，右手握大刀，左手抚须，神态威严逼真。其二为一台手摇苏式缝纫机，摆于窗台下。其三为毛泽东像，挂客厅正南。据云，此像挂于1973年。将军常与子女日：“只要我活着，谁也别想把它摘下来。”

    陈锡联将军晚年常思索平生作战之得失、指挥之对错，其心得非亲历者所能思所能悟所能理解也。论及长征一、四方面军之分裂、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重大事件，将军均别有新论，见解独到，然从未付之文字。将军言：“红军时期，和我一块儿打天下的有两千多人。解放时，只剩下十几个人，现在就我一个人，我有什么好说的。”

    陈锡联将军次子服役于空军某部任飞行员。1982年4月，执行任务中遇难桂林，时年三十二岁。事后，所在部队领导见将军，神情惶惶，将军则慰藉日：“你们不要太难过，战争年代有牺牲，和平年代也会有牺牲的。家里的工作我来做，你们放心。”闻者无不感动万分。

    1998年春，陈锡联将军与张爱萍将军、肖克将军同赴香港参观。某日，将军一行至中银大厦，港人见陈锡联将军满脸红光，气度不凡，均曰：“此人身上有豪气，必为大官。”争相以与之照相为福。将军有求必应，乐哈哈与之合影，对曰：“我也沾沾你们的财气。”　

    六、“小库图佐夫”胡奇才

    长征时胡奇才先后担任十一师、十二师政委。

    新开岭战役和塔山阻击战，是胡奇才将军一生的三个辉煌。这三次战斗，为胡奇才的军事生涯，添注了传奇的色彩。

    胡奇才中将来自大别山深处，一生南征北战数十载，立下赫赫战功：闯枪林，溅血花，鏖战大别山；入关中，占彷徨，率众营救主力，身陷十万敌军包围圈；进四川，屈家山阻击战遇险，孤身一人被四百多敌兵追赶；铁索桥头，一挺机枪，百余伤兵，力阻薛岳大军，掩护许世友军部撤退；齐鲁驱寇，巧打冶源智歼日伪军，令敌闻风丧胆；大智大勇，于战略大撤退中，全歼蒋军精锐之师“千里驹”，一战成就“小库图佐夫”美名；雄才韬略，横刀塔山，六天六夜，战场尸山血海，而敌军终未能前进半步。

    塔山阻击战中，他到前线十二师指挥作战。战斗最激烈时，林彪要他每天报告：歼敌多少，伤亡如何，弹药够不够。某日，将军向林彪报告阵地上尸体累累，臭气熏天时，林彪批示曰：“我有一个办法，你们是不是弄些香水洒在阵地上?”将军问：“什么叫香水？”林彪继曰：“就是女人头上的那种水，比桂花油还香。”

    1986年夏，济南军区政委迟浩田至临朐，见一鹤发童颜垂钓沂水。其时杨柳依依，山色青青，如入仙境。迟政委下车拜见。渔翁闻迟当年曾作战于此，抚须问曰：“可知当年有个胡司令？”迟答：“是否胡奇才将军?”渔翁大喜，嘴衔烟斗，手舞足蹈，唱曰：“胡奇才，真勇敢，指挥八路打冶源，打死鬼子三十三，活捉一个翻译官。”

    胡奇才将军80高龄，仍气壮如牛，与人握手，坚定有力，握住后必使劲捏压，再摇三摇。握完之后，印象极深。

    1997年去世。

    七、无一败绩的郑维山

    郑维山长征中任红四方面军第八十八师政委，他与熊厚发师长搭档，领导八十八师常常夜间出动，出敌不备，机智灵活，勇猛顽强，战而胜之，被誉为“夜老虎”。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西进岷江，第八十八师协同红九军担任打通北川河谷抢占土门的任务。郑维山和熊师长决定以出敌意外的怪战争取胜利，山地攻坚战一般由下往上攻，他们采取夜袭敌主峰，上下夹击，同时打击敌人的头和脚，让敌人头脚难顾，从而突破敌人阵地。

    从鄂豫皖时期，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郑维山参与和指挥大小战役数百起。长征期间，他三爬雪山，三过草地。而最著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写下光辉记录的，是郑维山将军率部参加抗援朝战争。在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中，郑维山将军超常规用兵，在被美军视为固若金汤的“密苏里防线”前沿200米处潜伏3500人和200门火炮，一举歼敌28300多人，拉平了“三八线”，对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字，起到直接推动作用。此后，又是郑维山亲自部署，一击致胜，奇袭南朝鲜总统的卫军“白虎团”。电影《奇袭白虎团》由此而来。著名军旅作家魏巍曾在郑维山身边工作过，他的许多脍灸人口的作品，都取材于将军的事迹。

    综观郑维山将军70多年的戎马生涯，有专家发现，他是我军为数不多的作为军事主官而无一败绩的将军。

    八、骁勇陈再道　

    1985年10月26日，南京中山陵5号会议厅。国家副主席王震召集王平、向守志、郭林祥诸将军开会。忽闻“咚咚”敲门声，力极大，后以脚蹬开，人未进，声已震屋字：“嗨!我来迟了。”来者脸黑如炭，白发如银，大大咧咧，摇摇晃晃，坐王震副主席旁。何人？陈再道将军。

    陈再道将军以骁勇闻名，作战有瘾，闻枪声即心发痒，尤喜枪对枪、刀对刀、面对面拼杀。担任师长、军长后常亲赴前沿冲锋。故每战前，徐向前元帅下作战命令时，必补充一句：“不许陈再道打冲锋！”

    红军时期某日，将军又赴前沿单骑冲敌阵。徐向前元帅闻之，召将军至，问：“骑兵团缺个排长，你看谁去合适?”将军不解何意，一愣。徐向前继曰：“我看你!陈再道挺合适。”陈再道将军忙不迭作揖，曰：“报告总指挥，下次再也不敢了。”

    1938年1月，将军奉刘伯承令，赴冀南开辟平原抗日根据地。25日，将军率东进纵队至巨鹿城西关。国民党保安团借口住房紧张，拒之。次日，陈再道将军命骑兵拉开距离，绕城半圈奔驰，保安团见尘土飞扬，万马奔腾，恐将军围城，急开大门迎进。

    将军吃西餐时，只用汤勺，从不用叉子等。某宴，一大使馆武官对将军曰：“陈司令，你最好用叉子，这个方便。”将军笑而对曰：“我不习惯用叉子，我习惯用叉子垛稻谷。”

    陈再道将军回乡，参加纪念黄麻起义大会。秘书为将军准备了发言稿，将军照稿读着读着，突然悟曰：“我回家了，还念稿子干啥?”遂弃稿于一边，想啥说啥，自由发挥，赢得满场喝彩。某日，将军与某校学生座谈。一学生起立问将军：“你当时向往的社会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吗?”将军答曰：“在青年时代，我认为社会主义是个好人的世界。至于社会主义还会有溜须拍马，投机取巧，敲诈勒索的鬼名堂，是想也没想过的。”言毕，掌声骤起。

    九、“和尚”许世友

    许世友将军，貌黑多髯，刚烈勇猛，人称“猛张飞”、“活李逵”。好酒。晚年生肝病，医生劝其戒酒，曰：“不喝酒宁死。”病重期间，常出现肝昏迷，医生想尽办法均无效，以棉花球蘸茅台酒，轻搽其唇，竟苏醒。

    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参加了长征。

    1946年11月，将军指挥部队攻灵山，天忽下雨。作战参谋问：“下雨了，还打不打？”将军反问：“下不下刀子？”参谋无以应答。将军曰：“不下刀子，就给我打；就是下刀子，也给我往死里打！”是役，大捷。

    某日，将军率华野九纵于行军途中，接华野司令部电话：命令部队返回原地。许世友将军夺电话曰：“你们只晓得在地图上一卡一卡的，当兵的是两条腿。”言罢怒摔话筒。对方谁？大将粟裕。

    许世友和钱钧将军，皆出自少林寺，情笃深。将军晚年，常去富贵山看望钱钧，两人耳朵均背，扯着嗓子交谈。你说东，他说西，答所非问，文不对题，然将军俩则津津有味，乐道不疲。某日，许世友将军至钱钧处闲扯一个多小时，返回时问秘书：“钱司令说些啥？”

    许世友将军患肝癌后，友人劝他至北京三零一医院治疗，将军毅然曰：“不去，坚决不去。”问之何故，将军又曰：“北京路窄，人多，我吵不过他们。”

    1979年，许世友将军致函其长子许光，曰：“邮去现金五十元整，这五十元是我准备后事用的，用这笔钱给我买一口棺材。我死后不要火化，要埋到家乡去，埋到父母身边去，活着精忠报国，死了孝敬父母。”将军1985年去世后，经中央特许遂其愿，土葬于大别山其母坟旁。

    十、 清廉王建安

    在红四方面军发起的嘉陵江战役中，王建安协助军长许世友一起指挥部队，同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围城打援的任务，保证了嘉陵江战役的胜利。

    王建安与许世友同为四方面军干部，力生死之交。然于延安抗大时曾与许世友有过瓜葛。解放济南战役，中央任命许世友为山东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为副司令员。有人提出：“两雄难并立。”毛泽东曰：“孤掌难鸣。就这么定了！”许、王于济南战役中不计前嫌，密切配合，共同指挥作战，大捷。

    将军下部队轻车简从，尤痛恨前呼后拥，迎来送往。1977年初夏，将军至厦门某军视察。见军、师领导驱车欲陪同前往，将军不悦，问：“你们来干什么?”答：“给首长带带路。”将军问：“怕我丢了不成?”回曰：“想跟首长学习学习。”将军怒曰：“你们去，我就不去了。”军、师领导讷讷而很。

    将军下部队调查，直插基层连队，凡事均躬身亲察。某日，将军至某连参观猪圈，见生猪挤满圈，便与饲养员拉呱，问：“一月杀几头猪?”答：“有时一头也不杀。”问：“为什么?”答：“人家来参观就不好看了。”将军无言。后，又至战士宿舍，见战士被子叠得方方正正，用手一摸，潮乎乎的。将军问：“为什么不晒被子？”答：“晒了太阳，被子鼓起来，不好整。”将军无言。后，将军以此为例，上书中央军委，大声疾呼：“搞这种八路军糊弄八路军的把戏，平时可以马虎过去，打仗要付出血的代价！”

    上海延安饭店，为部队军官中转之宾馆。南京军区曾规定，师、军以上军官于十一楼小餐厅就餐，饭店给予一定补助，随行人员(含家属子女)于一楼大食堂就餐，没有补助。由于涉及到军师级干部，规定虽严，形同虚设。某日，王建安将军宿延安饭店。当晚上十一楼就餐，见家属、小孩、秘书、司机，皆随主人入席。将军大怒，——驱之下搂，毫不留情。

    王建安将军有三男一女，均在外地工作。人劝其调子女来京，将军坚辞。某日，将军夫人闻知按规定可以调一个子女于身边，试探问将军：“我们年纪都大了，是否也调一个子女来京，好有个照应。”将军答曰：“只要我还没有死，你一个也别想调回来！”

    1975年，王建安将军出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入闽后下部队视察，见各部队哨兵于烈日下站哨，无遮无挡，汗流浃背。将军即指示，凡站哨可戴草帽。故人称将军为“草帽司令”。

    十一、“拼命三郎”陶勇

    陶勇将军，陈毅元帅的三个虎将之一，有“拼命三郎”之美誉，以善打大仗、恶仗著称。

    陶勇原名张道庸，安徽省霍丘人，1929年入红军，曾任红11军32师连长。第10师28团团长，红9军教导师师长。

    1936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英勇转战河西走廊。

    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因叛徒出卖被捕，身陷甘肃凉州国民党第二监狱，后经中共组织营救脱离敌人魔掌，辗转到达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7年1月21日在上海去世。

    十二 、红四方面军的中将以上人员名单

    徐向前 元帅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徐海东 大将 红四方面军十五军团军团长
    陈赓  大将 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
    王树声 大将 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
    陈锡联 上将 红四方面军第十师师长
    陈再道 上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军长
    傅钟  上将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郭天民 上将 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参谋长
    韩先楚 上将 四方面军第七十八师师长
    洪学智 上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李聚奎 上将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参谋长
    刘震  上将 四方面军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政委
    宋任穷 上将 四方面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
    宋时轮 上将 四方面红二十八军军长
    王宏坤 上将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
    王建安 上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政治委员
    王新亭 上将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谢富治 上将 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许世友 上将 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
    张宗逊 上将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
    周纯全 上将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鲍先志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卫生部政治委员
    曹里怀 中将 红四方面军一局局长
    陈康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一军二七六团团长
    陈庆先 中将 红四方面军回民独立师政治委员
    陈先瑞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七十四师师长
    程世才 中将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军长
    杜义德 中将 红四方面军骑兵师师长
    范朝利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师参谋长
    胡奇才 中将 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政治委员
    孔庆德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独立第十师师长
    李成芳 中将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通信营政治委员
    李天焕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三十军军政治部主任
    刘昌毅 中将 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团长
    刘飞  中将 红四方面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
    刘兴元 中将 红四方面军卫生部总务处处长
    倪志亮 中将 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兼红军大学校长
    聂凤智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一军团长
    皮定均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营政治教导员
    钱钧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第三十三团团长
    秦基伟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一军第二七四团团长
    陶勇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十二师团长
    腾海清 中将 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二十八团政治委员
    王必成 中将 红四方面军第八十九师副师长
    王近山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第十师副师长
    吴瑞林 中将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共青团团委副书记
    吴先恩 中将 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军需处处长
    徐斌州 中将 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七师八○团政治委员
    徐立清 中将 红四方面总卫生部政治委员
    徐深吉 中将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
    杨国夫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团副营长
    曾绍山 中将 红四方面军司令部参谋
    詹才芳 中将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政治委员
    张才千 中将 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
    张仁初 中将 红四方面军保卫局通江分局保卫队队长
    张贤约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军部通信队队长
    赵镕  中将 红四方面军供给学校校长
    郑维山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九军第八十一团政治委员
    周希汉 中将 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
    周志坚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第十师师长

    十三 、红四方面军的无衔将军

    1.戴季英（ 1906一1997）

    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武汉大学学生，参加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黄（安）麻（城）起义。1928年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兼共青团县委书记兼黄安地方武装总指挥。1929年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中共鄂豫边特委候补委员，参加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2年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任重建的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政治委员。1933年4月任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期各次反“团剿”作战。1935年11月参加长征，任红二十五军参谋长。1935年9月到陕北后，任西北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务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河南人民抗日军政治委员、八路军河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军区政治委员、鄂西北军区政治委员、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原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

    2.黄宏伸 （1904-1984）

    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湖北公安部队副司令员、军分区司令员、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3.黄华 (1917-1973)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上新集人，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卫生所所长、副院长，桐柏山军区卫生部副部长，中南海军后勤部副部长，南海舰队卫生部部长、后勤部副部长。

    4.康启华( 1908—1984)

    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高桥康家岔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早逝，小时随哥嫂生活，后给地主打长工。1928年，康启华参加赤卫队，哥嫂见其体弱，将其领回，不久，又跑回部队。1930年，编入红军，任特务班长，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任河南省光山县保卫局长，同年，在“肃反”中被无辜关押，赴刑场途中，遇郑位三解救，重返部队任炊事员，后当通讯员。1935年3月，任红二十五军二营五连排长，因作战勇敢升任五连连长。1936年，在山西中阳县战斗中负伤，伤愈后任五连党支部书记。1937年9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七团三营九连指导员，参加平型关战争，左手、头部等多处负伤。1938年，任三四四旅晋南支队一营教导员。1940年，率部参加百团大战，获二等军功奖章一枚（该奖章现陈列于中国军事博物馆）。1942年3月，赴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学习，结业后，先后任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副团长。1948年1月，任河南军区四十团团长，率部在伏牛山剿匪，获“剿匪模范”称号。后任第四野战军二十一兵团二一四师副师长，率部进入桂林山区剿匪，完成任务后，任广州公安纵队副司令。1950年康启华赴朝鲜作战，回国后任广州惠阳军分区副司令。1958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历任湖北省建工厅长、省建委副主任。是省政协二、三、四届常委，省总工会三、四届常委。1984年3月6日，在武汉病逝。

    5.罗映臣 （1918-1990）

    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31年12月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连长、作战科长、师参谋长、军分区司令员、安徽省军区参谋长、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安徽省军区顾问等职。

    6.罗映清 （1917-1989）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高桥罗家河上湾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电台中队长，师通讯科长，兵团通讯处长，军委公安司令部通讯处长，第二炮兵科技部副部长、顾问。

    7.闵学文 （1918-1978）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七里闵家冲人，中共党员。1930年参加革命，曾任湖北省军区后勤部部长。

    8.梅宏德 （1904-1975）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高桥王刘秀人，中国党员，1924年参加革命，曾任河北省军区后勤部政委。

    9.秦  振（1917-1967）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杏花祁家边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二十五军保卫干事，参加长征。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总部特务连政治指导员、总部特务团三营特派员、冀鲁豫军区一分区政治部保卫科长、冀南一分区独立团政委，后调任新四军第五师二十七团政委、四十五团政委。1946年中原突围，率部掩护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机关，血战南化塘，配合三十七团打开通道。在东赵川，指挥3个营击退国民党军第二十师10多个营的进攻，掩护首脑机关及部队安全转移。进入陕南后，部队改编，秦任三支队队长兼政委。1947年，重返鄂豫边区，后任江汉军区独立二旅参谋长。1949年参与指挥荆门战争，歼敌万余人。新中国成立初任湖北军区荆州军分区副政委。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五十军一六七师政委，带病赴朝作战。回国后先后任辽西军区政治部主任、辽宁省军区政治部主任。1958年转业到地方，任中共湖南省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67年5月，不堪忍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于长沙含冤自尽。

    10.石世良 (1909-1980)　

    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典明联山石家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青少年时，做过5年裁缝。1928年参加赤卫队，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加入红军，1933年转为中共党员，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期间，入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后赴山东，先后任山东临清县中心县委军事部长、苏鲁支队营长、鲁南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等职，领导开展游击战。1945年，被调到东北，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二十四旅参谋长、辽吉第二军分区参谋长。在接收日伪投降、清剿顽匪、建立红色政权和扩军中，严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战斗在前线。两次负伤，每次伤末痊愈就投入工作。1946年3月，写信给上级，申明文化程度低，请求不当参谋长。上级拟任其为开鲁——通辽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当时二分区司令员马团和政委杨易辰却留石到地方团任政委。秘书为此不平，石对秘书说：“参加革命是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没有贵贱高低之分，干什么工作都一样，只要工作需要就行。我已经初步定了到十八团工作，也希望你一起去。”很快到职，在短时间内，使一个刚接收改编的团成为部队的主力团，后又扩编为主力军，军分区授予石“模范团政治委员”的称号和“模范干部”奖章一枚。辽沈战争后，随军入关，参加平津战争。南下时，任两广工作队干部大队长，边进军边发动群众边征粮，为大军顺利进入广东、广西作出贡献。后任广西军区保卫部长。1952年春，参加荆江分洪，任二十一兵团干部治理部副部长兼组织部长、兵团党委常委、党纪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54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南建筑治理总局委员会第二书记、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湖北省计委副主任、中共湖北省监察委员会常委等职。1980年9月12日病逝于武汉。

    11.王积功 (1903-1975)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红军，历任独立团政委、旅攻击部副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留守处主任，广州军区后勤部长、武汉军区后勤部部长。

    12.王佑林 (1914-1988)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永河桃花望家冲人，1929年参加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新四军第三师供给部科长、团供给处长、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兵站处处长、华东后备兵团供给部副部长、二十四军后勤部政委、解放军总后勤部基建营房副政委等职。正军职离休干部。1988年在北京逝世。

    13.吴大奎 (1917-1982)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天台豆腐铺人，中共党员。1928年参加革命，曾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

    14.吴大胜 (1915-1994)

    1929年8月参加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黄安县便衣队队长、政治指导员，新四军苏北军分区供给部长、皖北军区后勤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江苏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是党第九、十届中心委员。

    15.熊心乐 (1916—1987)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叶河熊子武人。出身于农民家庭，13岁任儿童团团长，1930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2月转为中共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干事、政治指导员、科长、师政治部秘书长，参加过平汉破袭战，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和长征。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作战中，率部冲杀，多处负伤，受到上级表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参谋、作战股长、团参谋长、分区参谋长、支队参谋长，参加“百团大战”和粉碎日军的“铁壁合围”等战争，在太行山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动和组织群众，壮大革命力量。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旅参谋长、纵队参谋处长、分区参谋长，率部南渡黄河，进军桐柏山、大别山。“中原突围”时，奉命扼守根据地西南大门，率部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掩护主力转移，在四面受敌且与主力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机智勇敢，正确指挥，突出重围，与主力部队会合。尔后，在大别山区坚持游击战，开辟革命根据地，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创造有利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孝感、黄冈军分区副司令员，湖北省军区营建委员会主任，湖北省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军区副司令员。组织指挥孝感地区的剿匪，参与领导金沙河水库、“八一”钢厂等工程建设。1968—1972年，任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工程指挥长，带领干部，风餐露宿，完成建厂任务。1987年4月1日在武昌病逝。

    16.熊友刚 (1903-1969)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十一军卫生部长、东北军区后勤部治理处处长、沈阳军区后勤部部长等职。

    17.熊志生 (1919-1989)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31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卫生队长、太行军区独立二旅卫生处长、志愿军第十五军卫生部副部长、南京炮校政委、第二炮兵部队副政委等职。1989年8月21日在京逝世。

    18.徐洪才 (1908—1955)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杏花乡人。青年时当过长工，1927年参加赤卫队，次年任村苏维埃主席，后任赤卫队连长、中队长。1929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至1936年，先后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部治理科长，粮食、物资收集科长，西路军总司令部第四科科长，克服困难，想方设法保证部队的粮食供给。1936年冬被国民党的军队抓获入狱，在狱中组织中共支部与敌斗争。1937年被营救出狱，后入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1938年任“抗大”五大队财政股长、党总支书记，后任“抗大”一分校直属政治处主任，被评为工作、学习模范。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军事政治大学三支队政委、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佳木斯办事处政委、军需三局局长兼政委，领导群众进行土改，注重教育新区青年。1949年冬，入关南下，任中南军需学校政委、中南军区后勤部生产部政委，领导中南各军需工厂的民主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1954年，被选为武汉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秋，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副部长。次年于北京病逝。

    19．曾传六 (1904—1983)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彭家洼人。早年曾为雇工，1925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黄安县七里区农会主席，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后，任中共鄂豫边直属机关支部书记、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持委总支书记、商城县保卫局长等职。在鄂豫边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监察委员。1932年3月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政委，参加鄂豫皖苏区3次反“围剿”斗争。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入川后，先后任第十师、独立师政委，川陕苏维埃政府党组书记，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3年7月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 省保卫局局长，后任红三十一军政委、九军政委，同兄弟部队一起，苦战10个月，粉碎敌六路围攻。1935年6月西征，次年4月任红四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西路军成立，任西路军政治委员会常委。1937年3月，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与李先念、李卓然等越过祈连山。后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转到新疆，年底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接见。1938年，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部长，后调任八路军总部军法处处长。1940年任延安军政大学校务处处长，培养抗日骨干力量。1942年在中心党校学习。1944年先后担任豫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豫西地方工作部部长。1945年任河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1946年，任东北财经委员会物资处处长。1949年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工商部副部长，领导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安定解放区人民生活。1956年任中南贸易部部长，写信给在香港的民族资本家程子菊，劝其回武汉，投身中南地区经济建设。1953年任中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底至1963年9月任商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53年10月以后，任中心监委驻商业部监察组组长、商业部顾问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曾当选为中共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1983年10月20日在北京病逝。

    20.郑维孝 (1899—1964)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檀树马鞍山村人。l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农民运动，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4月22日参加攻打涂家湾地主武装，左眼中弹致残。红四方面军主力西移后，任中共紫云区委书记，组织群众坚持斗争。1933年4月，组织群众捐粮，支援红二十五军进行潘家河战斗，是役，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红二十五军北上后，郑任中共黄陂县特委书记，领导便衣队，保护照顾一批红军伤员，常夜间深入敌后打炮楼，镇压恶霸，收集情报，筹款筹粮筹药。1937年5月，指挥便衣队攻打杨万店据点，迫敌从苏区撤回部分“清剿”部队，减轻苏区压力。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十八军奉命于七里坪集结，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郑任江北兵站站长。1939年，任黄(安)、麻(城)、经(扶)中心县军事指挥长，参与领导开辟抗日根据地。1946年，于中原突围中失散，被国民党军队抓住，途中机智逃脱，进入解放区，任渤海四分区司令员。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供给处长，后任接管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监察厅副厅长、湖北省民政厅副厅长等职。1964年1月在武汉病逝。

    21.钟光国 (1918-1975)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詹店钟家湾人。1932年参加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营长、团长、师参谋长，中共新疆军区委员会委员，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22.周光坦  (1901—1966)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二程楼子周家人。出身于农民家庭。童年在舅舅家放牛，青年时做过蔑匠、挑夫和长工。1928年参加工农纠察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3月任黄安县二程区工会组织委员。翌年3月调任县总工会组织委员。1931年参加红军，历任红二十八团政委、 中共川陕省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委。部队缺少医生，周到四川乡下雇请60多名老中医，为伤病员治病。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任总卫生部政委。1936—1937年先后在延 安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分配到八路军一二九 师，先后任军法处处长、师卫生部政委。1940年10月到北方局党校学习，次年5月结业后任十八集团军卫生部政委。1945年到新四军第五师工作，参加攻占北坡、孟县的战斗。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去东北，路过太行山区，被留在太行军区任政治部主任。1948年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民政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任中南局检察院副检察长，l954年任湖北省检察院检察长。1966年，周光坦病逝于武昌。

    23.邹新华 (1908-1988)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典明柏树湾人，1927年参加革命，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营长、团参谋长，公安总队参谋长，新疆阿克苏军分区司令员。

    24.郑强 (1911-1973)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中共党员。参加红军长征及辽沈、平津战争。历任团政治处主任，武汉军区军械部政委。

    25.赵绍明 （1916-1981）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紫云七里畈人。1932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连指导员、营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师副政委，四川达县军分区副政委，总后勤部驻广西南宁办事处政委。

    26.杨子明 （1909一1982）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华河台南杨家冲人，祖辈务农，家境贫寒。7岁时父亲病故，9岁给地主打长工。1926年11月，加入农民协会，12月，参加雇工会，任组织委员。1928年1月，带领本村青年到四姑墩参加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红一师警卫连副班长，跟随师长徐向前，后又为红十二师师长陈赓当警卫员。次年，任保卫连指导员，后任特务营政委。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入川，调任十二师三十四团二营政委。“肃反”时，在巴州被捕，后因中心三令五申“肃反”不能扩大化，获释，重返部队。先后任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军需科员，供给部兵站站长。长征途中，任红九军二十七师八十一团副团长。在古浪作战中，受重伤被俘，面对敌军的虐待，破口大骂，一敌兵朝其胸部开枪，又用枪托打，后将其弃于路旁。杨昏死醒来后，被一家基督教会医院救治。“西安事变”后，杨伤愈，徒步赴延安。旋入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恢复党籍。1938年9月到河南竹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队留守处政治部主任。1939年，赴湖北孝感与许金彪一起开展游击战，发展武装，组建豫鄂纵队挺进团，任政委。1940年8月，任鄂豫边区军事部参谋长。1941年，任鄂东纵队副司令，在一次战斗中，双腿受伤致残。后转到地方工作。1942年3月，任中共礼山县委书记兼县长。1945年秋，赴华北党校学习，后任新五师留守处干部队长。1948年，任新四军第十二纵队留守处政委。次年，任湖北省革命大学校务长。1950年，任湖北省农民协会委员兼生产部长。7月，受命组建省合作局，任局长。1952年8月，领衔创办湖北省造纸厂。此后，历任湖北省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监察厅长、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65年后，因病离职休息。“文化大革命”中，不为淫威所屈，伸张正义，为陈再道、许金彪等鸣不平，为之澄清史实。1982年1月30日，在武汉病逝。

    第四篇：可歌可泣的西路军 可圈可点的悲壮史——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的“西征”

    1936年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向西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河东敌情变化，计划终止执行。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令过河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占领宁夏、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络，随即颁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该纲领规定，四方面军主力南进西兰通道地区，以3个军的兵力渡黄河攻占宁夏，但由于敌情变化，军委命令屡有变更，致使四方面军主力未能全部渡过黄河。

    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电令渡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下辖三个军：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2师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2师6个团，6500余人，枪25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15发；叁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2师6个团，7000余人，枪32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另有骑兵师，200人马，200支枪，平均每枪子弹25发。全军计21800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占百分之四十左右。

    原为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单独西进，接通新疆，但在古浪一役中，损失惨重，伤亡2000余人，参谋长陈伯稚、一个师长、一个师政委以及大部分排以上干部牺牲。军长孙玉清被撤职，由一方面军将领李聚奎接任。但却在此时，中央军委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中央原计划以此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军，以便河东红军主力转移，但此意图中央却不明告西路军，只是命其不进不退、困守不毛之地，陷于民族不同、文化不通的危险境地。而西路军的领导人陈昌浩由于在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及红四方面军长征时，忠实执行过“左”倾错误，并形成与张国焘的特殊关系，他惧怕不能紧跟中央指示而遭到批评，于是对中央的各种命令一味强调服从。由此，西路军就在该地点进行大规模的惨烈战斗，部队严重损耗，由21000余人锐减至15000余人，渐渐陷入绝境。

    西路军最终经过血战高台、倪家营等地，在没有救兵、没有供给，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导致西路军全军覆亡。西路军战死者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6000多人，回到家乡者3000多人，经过营救回到延安者45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1000多人。 仅余400多人的西路军指战员溃至新疆。

    1939年期间，陈潭秋继任中共驻新疆代表，曾领导“新兵营”的工作，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去苏联治病途经迪化时，还专程赴“新兵营”视察并作出了指示。后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陈云、李先念曾领导“新兵营”指战员学习文化、军事技术。为了巩固中共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统一战线，发展新疆经济，还从“新兵营”抽调出许多骨干力量支援新疆经济建设。西路军总支队的指战员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军队的火种，也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燎原之火。

    1942年7月，盛世才背叛抗日统一战线，大肆逮捕、关押、残害中共人员。至1946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身陷囹圄的西路军总支队指战员才集体返回延安。

    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一、西路军的历史背景

    1935年8月4日，中共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他认为应该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11月，由莫斯科回到陕北的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向中共转达了斯大林的指示：不反对中国红军主力从北方（外蒙方向）和西北（新疆方向）靠近苏联。

    1936年1月下旬，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秘密会谈，毛泽东电告李克农：“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4月9日晚，周恩来秘密潜入延安（当时由东北军控制），与张学良会谈。4月下旬，张学良对中共联络员刘鼎表示：再等半年，只要苏联方面能接纳他抗日的主张，愿意援助，而蒋仍不抗日，他就不惜和蒋翻脸。5月-6月，中共对未来西北战略作了计划：打通苏联，从而获得援助，联合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组成“西北国防政府”，大本营设于兰州，张学良任政府主席、抗日联军总司令。按照计划，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占宁夏；红四方面军进青海，西拒马步芳，配合西北军占河西走廊；红二方面军居中策应东北军控制甘肃。7月24日，张学良与潘汉年谈判，要求红军开始实施打通苏联。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爆发两广事变，蒋介石调镇守西北的胡宗南主力往湖南。中共致电共产国际，希望迅速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以实施西渡黄河计划。

    共产国际电报回复，同意红军占领宁夏、甘西，但不同意其进入新疆，援助先经由宁夏提供。8月，红二、红四方面军抵达甘南。8月底，蒋介石和平解决两广事变。胡宗南部队再次北上，组织通渭会战。10月上旬末，张学良将会战计划密告中共，并提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控制河西，从而打通苏联。于是毛泽东提前实施宁夏作战计划，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陕甘，与红一方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后来的三大主力会宁会师目的即是实现此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