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念上，凸显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1944年9月，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毛泽东郑重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之后又于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这是对全党的根本要求。对于廉洁政治建设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使各级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始终清楚“人民是主人政府官吏是公仆”，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7页。）事实上，在构建廉洁政府的实践中，这一宗旨理念，通过全党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已经化为了各级政府及公务人员尤其是党政干部的共同信念和扎实行动。

    在实践上，凸显了整风促廉、奖廉禁贪和“行政生态”清廉的新亮点。中共在胜利推进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对廉洁政府的探索不断向纵深发展，并使廉洁政治建设结出了丰硕之果。首先是以整风促廉洁。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既是中共加强自身建设的创举，也是根除消极腐败意识的前提和条件。如整风开始后的1942年11月，林伯渠在中共西北局召开的高干会议上谈“简政整政”时就指出，改进干部的作风，要特别注重克服“发财思想，贪污腐化思想，以及落后意识”（《林伯渠文集》，第294页。）。实践证明，整风运动不仅加强了中共自身建设，而且也有力地促进了各级政府及党政干部廉洁意识的升华和行动的自觉。其次是“奖廉”与“禁贪”并举。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坚持廉洁节约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13页。）。特别是在奖励廉洁、禁止贪腐等方面的举措，有力地推进了各根据地的廉洁政府的构建，并使其与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而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及各根据地则是“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8页。）再次是建设清廉的行政生态。从行政生态建设（参见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的视角看，尽管当时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物质匮乏、条件困苦，但在中共领导下，在深入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政治建设上也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行政生态。这一行政生态，不仅为国人所瞩目，也引起国际关注。美国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就深有体验，他认为这里“廉洁奉公是显而易见的”，“政府是土生的，它能更好地与民众保持接触，并能识别和处置不法分子”。不仅如此，在这里通过人民选举，“消灭了腐败的、暴虐的或不公平的政府”。（〔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罗清、赵仲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00、193页。）

    在制度上，凸显了公约制定、直接监督和制度落实的新举措。随着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其廉洁政府的构建，在制度建设上亦不断发展并趋于完善。首先是制定公约以约束政府公务人员。如1943年5月，陕甘宁边区向各厅、处、院，各专员公署，各县（市）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特别强调“公正廉洁，奉公守法”，同时要求各级公务人员自觉践行“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要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的“八不”准则。（参见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第134页。）这些政务公约的制定和实施，使廉洁政府的制度约束力不断增强。其次是强化直接监督以凸显人民主体，强调人民不仅有权管理政府，更有权监督政府，并对公务人员实行直接监督。1944年12月，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报告中，针对有些地方政府的主管人员在监督问题上以各种借口加以阻抑而妨碍监督，“致民情不能上达”，他特意强调：“此种违反民主的行为，必须严格纠正之。”（《林伯渠文集》，第456页。）第三是以刚性要求着力落实制度。制度的关键在落实。1943年初公布的《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就着力于制度落实，“实行经济核算制”，“并加强其管理和监督，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页。）。由此使审计制度、财政制度、金库制度等不断完善。在此基础上，中共还特别重视奖惩制度的落实。1943年2月，中共西北局表彰奖励了22位英雄，并惩处溺职人员，就与廉洁政府建设密切关联。在奖励的22位英雄中有“切实朴素、大公无私”的何维忠、“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贺晋年；同时将贪污腐化干部王华亭等6人“依法处罚”。（参见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第588—589页。）以上这些举措，都使其制度建设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

    三、抗战时期中共构建廉洁政府之评价

    通过以上考察和梳理不难看出，在抗战时期中共对廉洁政府的构建，其目标之清晰、立场之坚定、历程之艰巨、成就之显著，在中共政权建设史上都写下了重要一页。具体说来，主要是：

    第一，它在推进抗日救国胜利进程中凝聚了人心和力量。廉洁就是力量。在实现全民抗战的斗争中，人民群众尤其是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切实感知了中共领导的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区别，认识到它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如1940年在晋察冀边区考察的李公朴亲身感到“廉洁政府”建设的成效后指出，在边区“廉洁政府”的称谓“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誉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李公朴文集》下册，群言出版社2012年版，第651页。）。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中共周围，诚心诚意地响应其号召，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斗争之中，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知识出知识，有力地推进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

    第二，它在推进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社会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实践证明，构建廉洁政府是推进廉洁社会政治建设的关键环节。从微观层面看，构建廉洁政府促进了干部的清正，“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府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林伯渠文集》，第261页。）。从宏观层面看，构建廉洁政府促进了政治的清明。当时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积重难返，政治浑浊，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其贪腐恶性发展。而中共构建廉洁政府正击中时弊和切中要害，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实践，使国人耳目一新。在那里，各级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站在人民公仆的立场上，知道要爱惜人民的每一文钱，把它用到最适当的地方去，不容许丝毫的贪污浪费”（《林伯渠文集》，第223页。），整个社会风清气正，极大地推进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建设。

    第三，它为后来中共全国执政条件下的廉洁政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引领和参照。首先，通过廉洁政府的构建，培养了一支廉洁为民的执政骨干队伍。这支队伍作为中共廉洁政府构建的主体，始终牢记“干部不是旧官僚机关内那种贪污腐化的寄生虫，而是充满了新鲜血液的人物，真正能担负起伟大任务的干部”（《林伯渠文集》，第195页。），在各自的岗位上自觉地廉洁为民。这支拒腐蚀、永不沾的队伍不仅为局部执政条件下廉洁政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共在全国执政中发挥了“传帮带”的重要作用。其次，在廉洁政府的构建中，致力于约束权力的制度建设，为中共全国执政条件下的廉政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腐倡廉的法律制度、人民监督制度、财经制度以及干部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建立，就直接吸纳了抗战时期廉洁政府构建的经验。（参见邵景均：《新中国反腐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9页。）再次，在构建廉洁政府的过程中，培育了廉洁的优良政风。正如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所说，陕甘宁边区党政干部，不为金钱、甘于奉献，“这种廉洁作风，是我国政治史上光荣的创举”（《谢觉哉论民主与法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事实证明，这一优良政风，更是全国执政条件下推进廉洁政治建设的宝贵财富和精神引领。

    当然，抗战时期中共构建的廉洁政府，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对此我们要客观看待。其一，它着眼于当时的抗战实际，因而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抗战时期中共对廉洁政府的构建，始终是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推进的，其构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抗日救国这一中心任务。因而其构建廉洁政府的政策和措施，所关注的主要是当时所要实施的急务，对于长远的战略考量关注较少，尤其是廉洁政府的理论构建滞后，廉洁政府的科学内涵及其根本标准不够清晰，廉政文化建设也因条件所限无法深入展开。其二，它立足于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因而是局部性的。中共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建立廉洁政府”是针对国民党政权提出的，是面向全国的。但在具体的构建过程中，中共只能在其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率先进行，“要改造国民党政府成为抗日民主廉洁的政府，是不可能的”（参见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廉政建设史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因此，中共当时所构建的廉洁政府及其影响，主要集中于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而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影响是间接的也是有限的。其三，抗战时期中共对廉洁政府的构建还处于探索阶段，因而是初创性的。抗战时期构建廉洁政府是中共推进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但这些举措大都还不够完善。如边区政府的制度建设特别是法制建设因战时条件很难平稳有序地推进，有研究者就曾指出，“税务征收常常不怎么参照法律要求，而更多地基于干部的责任”（〔美〕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又如，审计制度虽然制定较早，但实施艰难，1941年10月林伯渠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就指出，“各机关虽有审计，但剩余的钱并不交还”，“有些审核没有什么效用”。（《林伯渠文集》，第252页。）然而，历史地看来，抗战时期中共关于廉洁政府构建的探索与实践，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留下的不足，至今都弥足珍贵，是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廉洁政治建设的宝贵财富。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5BDJ056。作者魏继昆，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教授，天津300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