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水是谁放,都是那小东洋,鬼子放水淹了地,使得遍地闹灾荒。”

    “你们要饭,要到何处算一站呢?你们参加八路军不好么?”

    “同志们的一席话,提醒我梦中人,咱们大家齐去参加八路军。”

    “参加八路军,还不快走么?”

    “走、走、走,干、干、干,赶走日本鬼,大家得平安。”

    文艺骨干燕明(建国后任上海市农委副主任、党组成员等职)后来说:“那时候,学员还直接参加边区的重大政治斗争。”1938年10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来到乐陵,他对国民党乐陵县长牟宜之参加抗日活动极为不满,冲着牟宜之大发雷霆,拍着桌子申斥牟宜之:“你是我的人,为什么要听共产党指挥?!”牟宜之坚持立场,跳起来慷慨陈词道:“我牟宜之长这么大只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谁坚持抗日、为民众谋福利,我就听谁指挥,把钱粮就送给谁,你就是把手指拍断了也丝毫改变不了我的主张!”沈鸿烈恼羞成怒,以升迁为名要强行带走牟宜之。

    肖华对此早有预料,提前作了充分安排,组织万人请愿挽留抗日县长牟宜之。燕明、石青等军政学校学员按照司令部和边区特委部署,围住沈鸿烈的轿车,高呼口号:“拥护牟县长主乐!”“挽留主张抗日的牟县长!”“坚持抗战,反对摩擦!”几百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老大娘,跪倒在地,面对沈鸿烈卫兵架起的机枪毫不畏惧。众怒难犯,沈鸿烈看难以带走牟宜之,只得狠狠地把他推下汽车。学员从中经受了锻炼。

    冀鲁边区的“抗大”,是培养军政干部的摇篮。从1938年7月到1940年3月,前后共办了7期,一期最短的1个月,最长的3个月,最多的一期学员1000多人,共培养了2000多名干部。这期间,边区地方抗日武装发展到2万多人,党员发展到2.5万人。1940年3月,肖华所部八路军主力分8批从冀鲁边区转战鲁西、鲁南地区,从这里带走了近2万名子弟兵。

    驰骋疆场杀敌寇

    1938年初冬的一天,河北省东光县县大队长王哲走出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大门,兴奋地边走边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眼下,王哲再唱《松花江上》这首歌,心情已由极度苦闷转为斗志昂扬了。

    1937年5月,因叛徒告密,哈尔滨党组织遭受破坏,正在外地“读书”的王哲接到“祖父病危速归”的电报,躲避叛徒、日伪军追捕,从黑龙江省来到河北省吴桥县焦庄他姐夫家。王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如同天天生活在黑暗中,他记不清一天里多少次悲愤地哼唱《松花江上》。不久,王哲几经碾转找到了中共津南特委负责人马振华,接上了关系,投入发动民众参加抗日的工作。1938年9月,王哲入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学习。

    今天学习结业了,王哲按照组织派遣,到吴桥、德县、德平三边地区发展抗日武装。这年冬天,王哲参与建立了德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大队长。第二年9月,王哲同抗日军政学校学员、德县的武连鹏和德平县的张龙组建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二游击大队”,他任指导员。之后,王哲先后任德县和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游击大队长。他率领游击队员在青纱帐里打伏击、交通要道上埋地雷、打炮楼、拔据点、炸军火库,出奇制胜,神出鬼没,打得日伪军寝食难安。

    日伪军打不垮王哲领导的游击队,便拉拢引诱,给王哲送来伪县长的委任状,被他当场撕得粉碎。敌人又派一名伪军潜入游击队做内线,王哲识破后将计就计。一次,他故意把作战行动方案透露出来,那个伪军准时送出“情报”。第二天夜晚,日军少佐中尾率大队人马前来“清剿”。王哲布下埋伏,敌人刚摸进埋伏圈踏响了地雷,游击队战士们冲向敌人,枪声、喊杀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日伪军遭到突然袭击,乱作一团,慌忙迎战。此战打死打伤日伪军300余人,缴获敌人枪支500余件,子弹数千发,大获全胜。日伪军对王哲恨之入骨,贴出告示:“有斩八路王哲头来献者,赏大洋1000块,生俘王哲来献者,赏大洋2000块。”

    1943年4月27日,王哲和东光县委书记李光前率领县委、县政府机关干部和战士80余人,在河北省东光县西大吴村被日本少佐中尾和大汉奸李文成(吴桥、东光等5县“剿共”总司令)的近千名日伪军包围。王哲组织战士奋勇突围,刚刚杀出一条血路,又被冲上来的敌人堵死。敌人饿狼般地扑来,王哲和战士们的子弹打光了……终因寡不敌众,李光前、王哲等60多同志壮烈牺牲。王哲英年30岁。

    1938年12月,马冲在抗日军政学校学习结业后,受冀鲁边区特委委派,回到临邑县组建了中共七县(临邑、商河、济阳、齐河、禹城、陵县、平原)工作委员会(简称“七县”工委),他任工委书记。接着,白手起家组建抗日武装。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经过周密计划,1939年7月7日清早,由尚精贵、何风岐、刘来魁、蔡德礼等人,化装成赶集的农民向临邑城东门走去。走到城门前,正遇上一个伪军开门上岗,几个人突然冲上前去,捉住伪军,用毛巾堵住嘴,捆绑起来。由蔡德礼看守,尚精贵同何风岐持枪飞快闯进伪军宿舍,用枪口对准还在睡觉的伪军,大喊一声:“不许动!”刘来魁等人上前把挂在墙上的枪支摘下来,卸下枪栓捆在一起,命令伪军起来穿衣服。就这样,一枪未发,俘获一个班的伪军11人,缴获长枪十支,弹药一宗。

    继而,马冲、尚精贵带人接连消灭了伪军一个班和一个排,他们从开始的十几人很快发展到80多人。7月下旬,打出了“抗日环城大队”大旗。后来,这支近400人的队伍改编为八路军鲁北抗日支队临邑县第一大队。1940年春,在马云齐的带领下,随肖华司令员所率八路军开往鲁西战场,成为威震敌胆的一支抗日武装队伍。

    李光远在抗日军政学校学习结业,一路西行回到宁津县。八年抗战,他大部分时间在这块土地上战斗,真可谓是走刀刃,踩刀尖,步步惊险。回忆这段经历,他感慨不已:“1941年夏天,我被任命为中共宁津县长兼县大队长。宁津是日伪军的治安‘模范县’,驻有日伪军2400多人,敌人在这里实施了所谓‘治安肃正’、‘总力战’、‘保甲制度’等统治手段,对村民实行十户为甲、一村为保的保甲制,甲设甲长,保设保长。村村设情报员,村民都发良民证,实行连坐法。辅之以‘囚笼政策’,全县821个村庄,设立了122个据点、岗楼；开挖了220多华里深宽都是一丈五尺的洪沟,再用挖出的土在沟边筑成一道高墙；修筑了46条总长475华里的汽车公路。县境内据点林立,洪沟纵横,公路如网,把根据地切成条条块块,使抗日武装主力无法展开,小股部队都难以活动,企图把抗日武装扼杀在‘囚笼’中。”

    极端残酷吓不倒八路军英雄汉。李光远领导县大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换下军装,隐蔽行动。

    他们在我方掌控的村庄实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雇工增资、合理负担,赢得民众支持。

    他们到近敌区村庄贴标语、散传单、演出抗日节目,召集民众开会:“乡亲们,黑暗是暂时的,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够打败小鬼子。”

    他们发动民众开展打狗运动,便于抗日武装夜间活动。

    他们夜晚带上刀枪和手榴弹,摸到日伪据点、岗楼前喊话:“伪军弟兄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小鬼子在中国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不要死心塌地给他们卖命!”

    他们悄悄走进伪军家里做工作:“告诉你们的亲人不要作恶,抗日政府和八路军建有红黑点功劳簿,谁作恶就在上面记个黑点,谁帮助八路军就记个红点。”

    他们出其不意地突然出现在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面前,杀一儆百,震慑敌人。

    1944年8月1日,全县军民总动员,一夜即将敌人用一年时间修成的洪沟、多年来建成的公路干线和全部电话线,都进行了大破坏；将伪编乡、保甲制、情报员完全解散取消了,户口册、“良民证”统统收起销毁了,使敌人各个据点、岗楼都陷入了孤立瘫痪状态。到这年初冬,宁津全境只剩下5个据点,日伪的“模范县”彻底垮台了。

    ……

    历经风雨沧桑,不变的是那段历史事实。几十年后,学员辛国治(建国后任南海舰队副政委等职)、王猛(曾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国家体委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等职)等将军说起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饱含深情:“我们在那里转变了世界观,由单纯的抗日爱国思想转变为共产主义思想,学到了军事战术。这些学员成为冀鲁边区党政军基层干部的中坚力量,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啊,抗日军政学校,冀鲁边区抗日武装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