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英中学师生到烈士陵园扫墓

郝治平 罗瑞卿将军夫人，1948-1949年任副校长。

李佩卿 方国华将军夫人，1948-1950年先后任副校长、校长。

李连清1960-1981年先后任主任、党委书记。

王佩选1916年生，1960-1967年任校长。

    曾有大批随军子女和烈士遗孤在这里成长

    “编者按”

    育英中学并不让人陌生，但谁能想到育英中学是从战火中走来，会与聂荣臻、罗瑞卿、杨德志、杨成武等开国元勋联系在一起呢？收到此稿，我们曾试图让作者以《罗瑞卿夫人与育英学校》或《开国元勋与育英学校》为题修改，但因难度太大只好作罢。原稿《我那些佩枪的老师们》经修改后，育英学校的历史脉络清楚了，挖掘出许多尘封已久、鲜为人知的历史旧闻，如部队将士自己缩食为孩子们省出口粮、学校老师对烈士子女的关怀无微不至，等等，读来不仅多有新奇之感，更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学校和老师该怎么教育学生？读罢此文，应该受到启示。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太原市育英学校上小学，有一位老师叫乔本德，曾参加太原市教育局下乡工作队。临行，校领导郑重交给乔老师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鉴于当时“复杂的阶级斗争”，另配一把手枪防身。后因乔老师在工作队驻地后山遇狼开枪，从此曾爆出一大新闻——这批工作队有一位老师还带着“家伙”。

    老师带枪，正说明了这所学校的特殊性。而真正对这所特殊的学校有所了解，则是1998年以后。当时，我应约承担了该校60周年校庆纪录片的编导任务。

    战火中诞生

    王佩选是育英学校的老校长，今年97岁，仍思路清晰。他回忆说，1948年3月，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因后勤保障的迫切需要，聂荣臻、罗瑞卿、杨德志、杨成武、耿飚等晋察冀野战军（后改19兵团）首长亲自组织筹备，将部队随军子女集中在一起，选拔有文化知识的青年指战员在野战军后方留守驻地——河北晋县西李家庄集中。“一个小木箱子、300元边区币，华北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就成立了”。此即太原市育英学校的前身，首任校长李佩卿这样回忆。她是后来授衔的开国上将方国华将军的夫人，副校长则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

    校址设在一个逃亡地主的宅院，担任教师和保育员的干部战士，用日军的压缩饼干、美军的罐头、蒋军的降落伞等战利品，来补充学校给养。学校严格执行部队首长对孩子们“穿暖、吃胖、无伤亡”的保育方针，贯彻始终。

    建校不久，傅作义军队进犯定县，飞机来轰炸，教职工都佩枪自行保卫学校转移。老师拉着大的，抱着小的，两辆马车拉着给养，历尽艰辛转移到衡水。敌军被击退后，学校才又转移回晋县西李家庄。

    1949年初，李佩卿校长在石家见到了兵团罗瑞卿政委和康克清同志，罗政委向康克清介绍说：“她们的学校办得很不错，我的孩子在校一年没有闹病，学了一年就能给我写一百多字的信。”康克清听了很高兴，要求学校总结经验，上报推广。因此，部队很多同志都把孩子送到学校，一些非部队子女也到学校就读，如冼星海、艾青等人的孩子。

    情系志愿军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18、19、20兵团攻克太原。在新民北正街七号、阎锡山五妹子的东花园里，随军的校领导郝治平、陈志平和彭德怀、罗瑞卿、周士第等首长共进午餐。看着东花园宫院相套，长廊环绕，雕梁画栋，罗瑞卿就在饭桌上提议，将育英学校建在此地，彭德怀同志当即拍板。从此，一直随军奔波的育英学校，终于在硝烟散尽的太原城安定下来，开始了半军事化的学校教育。当时，学校已更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育英学校”。

    1950年底，19兵团入朝作战，常有出征的将士半夜把孩子送到育英学校。有的家长连孩子的大名都没有交代清楚就匆忙离去，老师只能用眼前的物件登记姓名，结果一些孩子被奇怪地叫做灯泡、灯罩、糊糊等。直到孩子的父母回国来校，才一一对号认领。

    张晓非的父亲在志愿军第五次战役中牺牲。噩耗传来，张晓非年仅六岁，老师和全班孩子都放声大哭，英雄仿佛就是所有孩子的父亲。另一次看完电影 《董存瑞》回到宿舍，一个男孩子放声大哭，要求阿姨把董存瑞的名字缝到自己的帽子上。孩子们就是这样，对革命事业和革命烈士怀着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

    烈士遗孤马宇宁，每当放假就被校长、老师接到自己家里，依旧享受着革命家庭的亲情和温暖。参军数年退伍后，马宇宁只能遣返回“山西军区军务处”。后知其父墓址与马本斋墓并列。那个年代，全校有20多名烈士子女，享受这种特殊的关爱和照顾。

    1954年，19兵团司令部撤销，学校移交华北军区 （后更名北京军区），学校先后更名“华北军区育英学校”“北京军区育英学校”。

    半军事化管理

    育英学校特别重视革命传统教育。1960年，学校特别聘请享有盛名的“十大军属”来校做报告。其中有董存瑞和罗盛教两位烈士的父亲，黄继光和刘胡兰两位烈士的母亲，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葛震林，中印反击战的英雄等。学校经常举行革命故事会，表演评书《红岩》等，孩子们从小就树立了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

    1958年，根据学校发展需要，北京军区首长决定将学生来源扩大到各军兵种和地方干部子女，建造了教学大楼、宿舍大楼、大礼堂、大操场、牛奶场，配备了一辆美式吉普、两辆苏式嘎斯卡车，司机都是志愿军优秀汽车兵。为解决孩子们升学，在东仓巷成立了中学部。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供应格外紧张。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和参谋长肖文久亲临学校视察，随即召开驻军负责人会议，决定21军从军长到士兵近3万人，每人每月节约一斤口粮给学校。按照杨勇司令员指示，部队从内蒙古打猎所得的黄羊中，拿出部分送给学校。63军也调出副业生产的食油支援育英学校。他们没要国家一分钱，完全以父兄身份，节省自己的口粮来哺育子弟。

    学校炊事班60多人，由一批部队侦察兵集体调来工作，担负幼儿园、小学部、中学部、教工食堂的膳食营养任务，孩子们称其为 “伙房伯伯”，其实都是年轻战士。

    学校有自己的卫生所，设内科、外科、化验室、X光室、药房和50张病床。21军军长、少将肖应棠是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指挥员，他的夫人申英亲自担任校卫生所副所长，轮流与医生们到各班巡夜，整理蹬开的被子，叫醒常尿床的孩子起床小便，观察孩子的脸色体温，确保每个孩子身体健康。志愿军兵团司令杨得志与政委李志民曾当面对校卫生所所长张业胜说：“孩子出了问题，我找你算账”，后来孩子们都称其为“张司药”。

    学校是半军事化管理，体育课跳木马就是模拟急速奔跑跃上军马。金属滑梯有二层楼高，称“天桥”，训练要求做到有胆有识。投垒球、吊环、攀登等都是国际体育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