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 吴水琴、孙成成、廖明媚、田村

左起：安民、周东、宋炳辰

左起：孙成成、严华、廖明媚、田村

左起：王东哈、曾庆洋、安民

    沙盘献辞

    历经沧海沉浮，遍尝人生百味，到了花甲之年，蓦然回首，遥望母校——中共中央直属育英小学，我们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乐园。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地方，勾起了无数星星点点的记忆，无比温馨，无限感慨。
    那是一方净土，学生家长无论领袖、开国元勋、马夫伙夫，一律平等博爱，有教无类，人人从小就决心继前辈之志，长大要强国富民。
    那是一方沃土，中西文化兼容并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手脑并用；因材施教，个性高扬。
    那是一方乐土，无师长逼学之威压之苦，有志趣自由选择之乐,人人争做学习的主人。
    她一直保持着延安的气息。她给我们的教诲是刻骨铭心的。她教我们长大后做一个诚实的人，善良的人，勇敢的人，无私的人，正直的人，永远忠实于人民的人。
    弹指一挥间四十七年过去了，校园旧貌已逝，昨日的育英小学永远镌刻在我们的心间。

    中直育英小学同学会敬赠  (2013年11月7日老毕业生捐献给母校一个复制当年校园的沙盘)

    育英学校是一个有光荣历史、革命传统的老学校，从西柏坡到北京城有着一系列的红色记忆。但长期以来却没有一个系统完整的校史记录。校长于会祥、书记严华一直期望在他们任内能整理出一套翔实的校史，同时学校也在筹备建立一个更全面的校史展览室。近几年，校领导不断地安排座谈会，找一些老校友回忆当年在校经历和感受，挖掘抢救珍贵的资料，以整理编撰校史。

    2014年5月27日下午，学校组织了一次采访会，内容是老校友回顾在校生活。这次采访了安民、曾庆洋、田村、孙瑾（成成）、廖明媚等第六届的老同学，主持采访会的是校方老师宋炳辰，一位80后，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研究生。与会的还有同学会副秘书长王东哈、周东，及新加入同学会的第十六届同学代表吴水琴。

    安民首先发言，他和同学们一起回忆了当年在校时的经历。育英学校的教育给当年的孩子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热爱党、热爱祖国。政治传承是第一位的，要有坚定信念。学校清明节组织学生步行到八宝山为革命先烈扫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点我们后来进校的同学也有同感。我们许多同学的少先队入队仪式就是在任弼时墓前举行的。继承先烈遗志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是我们的誓言。

    那时学校教育特别强调集体主义，尤其注重思想教育，一个班三十多人，宿舍大房间十几人，小房间也有五个人。每班都有生活老师，照顾我们无微不至，我们叫阿姨。每天起床、出操、吃饭、学习、劳动、玩儿都在一起，一二年级时连洗澡都由阿姨带着，阿姨帮助挨个搓背、搓泥儿，教孩子们洗澡。冬天洗完脸大家都擦一种装在大瓶子里的凡士林油。阿姨还会检查手、脚、耳朵洗没洗干净。学校每周五下午打扫卫生，擦地、洗毛巾、用锅炉灰把统一发的铜脸盆擦得闪闪发光。安民说：到现在，他擦地板的水平仍然是一流的。当年在家时还教公务员怎样擦地板。一般每周五的晚上会演电影，周六回家。各中直部委机关统一有班车来接孩子。散居的孩子也常有三五成群，结伴步行很远的路程回家。

    田村还说了一个细节，有一个周六他和安民一出校门，看见一辆吉姆车在大门外等着，安民本能地说：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也可能事出有因）。曾庆洋也说到：那时的我们没有觉得父母是做官的思想，谁也不知道谁的父母是做什么的。孙成成、廖明媚也说：我们那时没有等级观念，老师也没有这种观念，没人讲谁的爸妈是做什么的，谁家怎么样。老师严格要求每一个同学。安民讲了一个具体事例：二年级时，一次学校周日组织大家去玉渊潭集体郊游活动，安民觉得特别好，就自己单独回家拉父亲来参加，父亲不知就里，可想当时相遇的气氛十分尴尬。回校后，韩作黎校长找安民谈话，指出他思想中优越感的错误，教育他做人要低调，同学之间要平等，要有集体主义思想，不能有个人主义。安民表示这是他永远不能忘怀的一件事。一是他个人感到非常惭愧；一是韩校长的谆谆教导伴他一生。后来朱凡，赵风梧老师虽非班主任，但发现他有毛病时也和他谈话，进行教育，育英的师长们普遍是这样。当年高岗出事后，他的儿子，女儿仍在校学习。韩校长发现一些苗头立刻召开全校大会，严肃教育全体同学，一定要爱护他们，不得歧视，欺负他们。

    要如往常一样团结他们。直到现在，高岗儿子高轩都70岁多了，小时候的同学们还和他保持着亲密友情。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当时叫老虎，是一个胆子很小的孩子，叫老虎没有老虎的样子，体育课训练前滚翻他不敢翻，被一个同学一脚踹过去，才翻了个跟头。这使笔者想起前十年校庆纪念日，老虎的姐姐林豆豆来到学校，育英学校校领导、老师热情接待，同学们谈笑风生回忆当年、照相合影，与她没有任何疏远。育英学校一直保留着延安的气息，校领导、老师都有很高的政治水平，大人的事不诛连孩子，掌握着一视同仁的政策。育英小学有中央首长的子女，也有首长身边普通工作人员的子女；有革命烈士遗孤；有外国兄弟党领导的后代，以及大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专家的子女。还有附近四季青人民公社（原红星高级合作社）的农民子女。这个学校不仅仅有一流的教学设备和环境，更重要的是校长韩作黎、孙统一带来了一大批从延安、晋察冀根据地走过来，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教师队伍。很多老师是大学、中专毕业，这在当时小学里是很少见的。就连学校大门口传达室值班的老大爷都是一位陕北老红军。

    大家还回忆道：1952年国家施行供给制，育英的孩子上学国家全包。每人一个包袱皮包自己的衣服。当年的校服有的是用缴获的日本兵的呢子军装改的，背心是日本旗剪的，还用美国兵的降落伞做短裤，当时的衣服可热闹了，有人的背心上有红块儿，有人的衣服上不一样的颜色。到1955年改工资制，才改成每学期17元学杂费，冬天另加1元5角煤火费，学校不再提供校服。

    廖明媚还讲到：老师那时不仅教文化课，还教孩子们缝纫，做手工，培养孩子们自己动手的劳动习惯。所以长大后她会做衣服。大家都说后来下农村、当兵、工作后，钉扣子，补补丁都自己做。学校组织大家种地，种蓖麻，说为国家提供油料。这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育英学校育人育才是全面的，不单单强调学习成绩。

    田村回忆道：虽然大家年纪小，但仍充满少年童心。那时的安民是中队长，但比较顽皮，经常在晚上睡觉时等老师检查完宿舍走了，偷偷给大家说书。如《封神演义》《三侠五义》等，他能清楚的记得书中每个神仙的名字，还能模仿书中人的地方方言。安民说田村的画非常好，每当大家要听书时，就要求田村画一张书中的神仙或侠客像。毕业后他们同时考上了四中，因为走读离家太远，田村又转回了育英中学住宿，曾庆洋上了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