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前，第一部向海内外(特别是西方)广大读者真实介绍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和未来将要建立的新中国的书，恐怕就是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采写的《西行漫记》了。该书不仅发行面广，而且影响很大。

    国内有一批进步青年读了这本书，十分向往延安的自由民主。在杭州出生的华君武23岁时正在上海的一家银行里做小职员，他以前曾听到过或从报刊上看到过不少诬蔑共产党的谣言，后来看了《西行漫记》才恍然大悟。他说:“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延安的一切令我神往。”

    1938年夏天，华君武瞒着母亲，只身投奔延安，后来他成了我国著名的漫画家，并担任过《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

    1936年6月，斯诺先生在宋庆龄、张学良的大力帮助下，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秘密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士及延安的群众作了4个多月的采访。同时，他也将亲眼见到的一二·九运动实况讲给毛泽东同志听，并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结为朋友。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将他在延安的采访记录整理成集，取名为《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斯诺此书的原名是《Redstar i n Chi na》，因排字工人将in错排为over，斯诺觉得错得好，英文版正式书名就将错就错，译成中文是《红星照耀中国》。该书发行后，一时轰动了世界。西方舆论高度评价说:“此书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

    改名为《西行漫记》

    外国的读者都看到了《红星照耀中国》，中国读者却仅有极少数人听说有此书而已。1937年11月，斯诺来到上海会见了著名出版家胡愈之等中国朋友，在他的住所里，就将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刚寄来的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样书赠送给胡愈之。

    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胡愈之对此书已有所闻，只是没有看到具体内容，收到斯诺这一“特殊礼物”后如获至宝。在回家的车上他就开始阅读，回到办公室后更是关上门、放下手头的重要工作速读这本书。书一看完他立即萌生了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的想法，使中国民众对中共领导下的那块“红色土地”有一个真实而全面的了解。他随即四处奔走，联络了11位文化教育界的救亡志士，共同商量出书问题。胡愈之在座谈会上对他们说，国民党封锁苏区，污蔑共产党，使大众不了解苏区、红军。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如果这本书能在上海出版，可以让民众了解真正的共产党。

    当时国民党对出版中共情况的红色书籍查得很严，轻则停业整顿、罚以巨款，重则抓人坐牢和出版社关门，所以没有一家出版社敢公开出版此书。大家商量，还是自己办个出版社，社名叫复社，社址就设在胡愈之家里。编辑成员有胡愈之、郑振铎、许广平、张宗麟、周建人、王任叔等十多人，由张宗麟任总经理。为了防止万一，书名没有用《红星照耀中国》的原名，而是采用了比较含蓄的书名:《西行漫记》。

    攒钱出版

    为了抢时间，他们把原书拆开让十多个人同时翻译。全书12章30万字，不到1个月就翻译完毕。可是还没有印书的经费，怎么办？胡愈之就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参与成员每人捐几十元，二是向读者发预约券。每本书定价2.5元，如果用预约券购买，只需1元，这样可以先解决一部分出版经费。

    上海沦陷前夕，商务印书馆就搬迁走了，很多印刷工人失了业，胡愈之便四处寻找熟悉排印的工人帮忙。在艰难的环境中，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翻译、印刷、出版全部工序，中文版《西行漫记》还增加了英文版没有的一些照片。当斯诺拿到中文版的《西行漫记》后激动地说:“从字面上讲这本书是我写的，可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者所创造。”

    1938年3月《西行漫记》第一版印了2000册，书很快售完。第二版、第三版，不到一年就印了四版。仅几个月就轰动海内外，在香港和海外华人集中的地方，出了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发行量高达8万多册。

    《西行漫记》的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也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在此后的几十年间更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成了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通俗读物。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称:“《西行漫记》的出版，是中国现代史中的一个大事件”，它“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此书后来翻译成英、俄、法等近20种文字，在全球有亿万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