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张浩的这种态度,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又轮番去医院劝他。他说:“我的伤病我心里清楚。这个样子,再好的设备,最好的医生,也治不好的,不要浪费苏联的资金、药品。有很多八路军的伤病员急需治疗,还有一些烈士的后代及其他人要去苏联,让他们去吧。他们的伤病治好了,还可以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见无法说服张浩,毛泽东和中央其他负责人只好尊重他的意愿。考虑到飞机已经来了,不能空飞回去,党中央便用这架飞机将延安的其他伤病员和一些烈士子女送到苏联。后来,许多老同志忆起当时的情景,无不感慨道:如果张浩那时去苏联,也许能够治好病;可他不去,而是把生的希望给了那些伤病员和其他病人!还都一再称赞他是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
临终铮言
1 9 4 1年1月1 6日,“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延安,许多同志义愤填膺,要求同背信弃义的国民党决裂。躺在病榻上的张浩得知这一情况,心里很不平静。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尚未赶出中国,国共仍应继续合作下去;如果国共两党在此时破裂,对抗日战争大局极为不利。为此,他抱病给毛泽东写信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未赶出中国,统一战线仍要坚持。”毛泽东读后,觉得他的意见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当即给他回了信,并嘱咐他“好生保养为盼!”此后,毛泽东又代表党中央多次来看望他。而他却恳请道:“主席,我现在是老病号。你太忙,再不要来了。”
张浩躺在病床上,时常回忆自己参加革命的艰难历程和党内复杂的斗争。有一天,他与住在一起治病的原一二O师政委关向应谈话,谈到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为排斥异己,残酷打击迫害为党的事业作过很大贡献、又有很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丰富政治经验的重要领导干部,如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关向应完全赞同他的观点,遂一起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建议中央给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平反,重新做政治结论。
1942年2月,张浩在生命垂危之际,林彪从苏联回到延安,到医院看他。他对林彪说:“育容啊,今天见到你,我有几句话要说,也算是我的嘱咐,你要好好记住。”林彪一边“嗯”着,一边凑过去,恭恭敬敬地说:“你讲吧。”张浩说:“我们林家三兄弟参加革命最早的是育南,最早去世的也是育南,他实际上是受王明迫害而死的。他蒙冤而逝,死得太可惜,我总惦记着这件事。近来,我与关向应同志多次谈过这件事,也向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反映过,希望党中央对他和何孟雄、李求实等同志的问题重新作个结论。你回来了,要把这件事与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再谈谈。他的冤屈,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关系到党的路线和大是大非问题。”还说:“育南是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才华横溢,能文能武。在那非常时期,能发现并勇敢地站出来反对王明路线,没有非凡的胆略和智慧,是做不到的。而且他反对王明路线,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如不为他说句公道话,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他!”林彪连忙表示:“我记住了。”张浩又说:“我活不了多久,尽管革命的路还很长,相信胜利终归属于我们共产党人;遗憾的是,我看不到那一天。我们林家三兄弟能看到革命胜利的只有你了。你还很年轻……我希望你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革命信念,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
想不到,这些话竟然成了张浩对他的临终遗言!
身后殊荣
1942年2月下旬,张浩的病情日益严重起来;半个月后,进一步恶化。中央领导同志闻讯后,纷纷前往探视。
3月5日,张浩用微弱的声音吃力地说:“我不行了,革命20年如一日,却未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深以为憾!……我死后,请组织上将我葬到杨家岭对面的桃花岭上,使我能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
站在一旁的毛泽东十分感动,连忙转身对大家说:“让张浩同志在桃花岭上天天监督我们吧!”
3月6日凌晨1点15分,张浩在延安中央医院永远离开了他亲爱的同志和战友们。第二天,《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中共中央委员张浩同志积劳成疾病逝》的讣告,并专发了《悼张浩同志》的社论。中共中央负责人李富春、彭真、邓发以及林彪等怀着沉痛的心情前往料理后事。当日下午,中共中央成立了张浩治丧委员会,遗体移入延安中央大礼堂,供人们瞻仰悼念。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叶剑英等轮流为他守灵,毛泽东还写挽联“忠心为国 虽死犹荣”。许多人在遗体前泪流满面,有些同志甚至号啕大哭起来。
3月9日,张浩公祭仪式在延安中央党校大门外的广场上隆重举行。会后,一万多人自发地为张浩送行,参加出殡。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刘少奇、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将他的棺柩抬到桃花岭上,又亲自为他执绋安葬。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的战友抬棺、下葬。之后,毛泽东还亲自为张浩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的墓碑。
接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解放日报》连续刊发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回忆和怀念性文章。
在党的历史上,在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中,只有张浩享受了这一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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