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朱伯颖介绍，这信封珍藏经过了很多劫难，她曾个人保存了43年，这中间搬了好几次家。“‘文革’时上五七干校当农民，那时很天真，以为真的要当农民，我们在北京的家都没有了。我老伴当时到江西五七干校，我再到江西。把北京的房子都退了。我们去了四年多，这个信封跟着我带来带去的，我经过了很多劫难，但这个信封保存下来了。1973年5月，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后，去了北京出版社，1992年离休。”

    朱伯颖说:“林克同志写了我的名字，是为了有个责任制。毛主席为雷锋同志题词前，报纸上已经在部队中开始宣传雷锋同志了，青年社专门成立一个小组，到部队查雷锋的日记原件。毛主席题词以后，其他领导也题词了。这个事不是我做的。有了毛主席题词以后才请其他领导题词。党中央其他常委都题了。本来不好说，毛主席题词后好说了。其他领导的题词也是为杂志社题的。”

    “我与共青团很有感情。我于1950年到团中央。我从上海建团，我当时在上海附中高中二年级时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旗手社，解放后旗手社转成新青社筹备建团。”朱伯颖说:“我是新中国第一批共青团员、团干部，我当时担任团支部委员。1950年上海抽调一批当年高中毕业生团干部到中央团校学习，我就到了中央团校学习，后来到黄坡县土改工作队。回来后我到中央团校图书馆工作过。不到一个月，我又到安徽宿县参加土改工作队，我是带队的。回来后，团中央成立统战部，我就到统战部工作，当时只有一个部长于北辰和我一个兵。1959年3月调到杂志社，一直到1966年到干校，我当时与联络部在一起。1973年5月我从干校回来就到北京出版社。所以我与共青团是很有感情的。信封捐给青运史档案馆是一个好的归宿，尽管我一直舍不得。”

    后来，笔者在采访著名军旅摄影家、雷锋生前战友张峻时，老人讲:他同当年解放军报社记者牛篙林见过毛泽东主席有关“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原件，有三件有关这七个字的题词，且是写在有红竖行线的信纸上。老人说，公开发表的是处理了红竖行线后翻拍的，且他参与翻拍过。采访中，老人坚持说，毛泽东有关“向雷锋同志的学习”的题词不是专为《中国青年》杂志题写的，此前，沈阳军区就向毛泽东请求过为雷锋题词，且“题词时间不是2月22日，而是3月3日”。在张峻家里，笔者还发现毛泽东为雷锋的第四幅题词手迹图片，上书:“学习白求恩，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不过，这幅字题写的时间是1965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