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印刷厂竟发生在《毛选》第二、三卷的扉页印上一个群众组织攻击另一个群众组织的标语口号

    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抓好1967年完成《毛选》（一至四卷）出版8000万部的任务。六、七月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从出版、印刷、发行单位抽调部分人员组成的几个调查组，持“中央文革”宣传组开具的介绍信分别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了解《毛选》印制计划执行情况（我担任华东调查组组长）。调查中了解到，大部分省（区）原有出版机构陷于瘫痪，新的领导机构尚未建立，《毛选》的印制实际上处于无人负责状态；有的省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但大都忙于运动，很少抓《毛选》印制工作。

    上海市年初有大批工人离厂上北京串联，一个时期内就走了3000多人，印制《毛选》受到很大影响。各地《毛选》的印制计划完成情况很不平衡。如江苏省全年计划印制200万部，到4月中旬只出书7万余部；安徽省全年计划150万部，只出书6万余部，云南、甘肃、青海、宁夏四省区全年计划印制130万部，到4月中旬还未出书。宁夏承印《毛选》的一家报社印刷厂竟发生一个群众组织中的部分人在《毛选》第二、三卷的扉页和环衬边沿印上攻击另一个群众组织“大方向正确狗屁”、“丑得很”、“打倒联委会”等标语口号，数量达11.1万多张。印制情况较好的北京市，每月印刷力量可达十三四万令纸，而装订力量（包括公社装订厂在内），仅能承担十一二万令，相差1.5万令到2万令纸。由于《毛选》的纸张不能及时供应，使有些地区的印刷力量未能充分发挥。担负《毛选》用纸生产的汉阳造纸厂因武斗停产两个月，严重影响了华东、中南和西南11个省区、市《毛选》的出版；四川、广西等9个省区的印刷厂，因武斗大批工人离厂，运输中断、停电影响生产的情况时有发生。调查组返京后向“中央文革”宣传组作了详细汇报。同时与有关部委洽商，采取措施保证《毛选》纸张和印刷物资的供应工作。

    1967年全国900多家印刷厂中有181家承担《毛选》印制任务，实际出书3.6844亿册（折合9211万部）

    7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指出宁夏发生的在《毛泽东选集》扉页和环衬边沿印上标语口号的事件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错误，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中央责成兰州军区党委对此事进行严肃处理，不能再发生此类严重政治错误。

    7月2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转发“中央文革”宣传组《关于出版用纸生产和供应情况的通知》，决定“对几个重要的造纸厂（如汉阳、宜宾、江西等造纸厂）即由所在地实行军事管制；并提出“严格控制各高等院校小报发行数量，由各地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军管会或军区负责”等措施。

    这一时期，许多省、市先后建立了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或类似机构，瘫痪的局面逐步改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毛选》的印制情况逐渐好转，但仍有部分地区任务完成得不好，甚至个别地区至8月份仅完成全年计划的20%左右。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于10月4日向“中央文革”小组写了关于《〈毛泽东选集〉8000万部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并对完成全年计划提出“加强领导，突出重点，确保物资供应，狠抓装订，重视质量”的五点建议。

    在《毛选》8000万部印制计划距年底完成仅有两个多月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于10月27日联名向全国发出《中共中央文件》，要求各级领导部门“加强领导，加强协作，保证高质量、高速度地完成全年8000万部的出版计划”。这一通知对完成《毛选》全年计划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到12月20日，《毛选》8000万部的计划提前超额完成。

    据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1968年年初统计，1967年全国900多家印刷厂中有181家承担《毛选》印制任务，共计投印《毛选》（一至四卷）一亿零六百一十八万部，实际出书三亿六千八百四十四万册（折合9211万部），同时700多家印刷厂还印制《毛主席语录》3.7亿册，《毛主席著作选读》和毛主席著作的专集本、汇编本、单篇本8.59亿册，毛主席像和单张语录、诗词手迹17.35亿张。

    联络员送来十七张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二十周年庆祝大会观礼券

    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成立后，所有上下联系工作都通过“中央文革”宣传组的联络员传达贯彻，有些要由各省、市、区办理的事，则由办公室发文字通知或打电话通知。1967年10月中旬“中央文革”宣传组撤销后，通过“中央文革”负责与办公室联系的联络员（解放军）传达贯彻。办公室有关出版工作事项向“中央文革”的请示报告，主要由陈伯达、姚文元批复，或由联络员口头传达。

    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开始过问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的工作。22日，时任国务院值班室主任的吴庆彤来到办公室传达周总理关于《毛选》第五卷出版工作的指示，同时了解《毛选》第五卷出版准备工作情况。办公室负责人在汇报了有关情况后，提出希望总理对办公室的工作给予指示。

    9月29日国庆节前夕，联络员送来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观礼券17张，说这是周总理指示的。总理在一张便笺纸上写了“请发给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十七位同志每人一张观礼券，请他们参加观礼。”使办公室全体同志受到很大鼓舞。

    10月1日上午，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全体人员十分兴奋地到了天安门观礼台，站在第一台最好的位置，观看国庆游行大军经过广场，晚上看了焰火晚会和歌舞表演，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1970年10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并入当年5月成立的“国务院出版口”，办公室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王济生出任出版口五人领导小组组长。至此，成立了三年四个月的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作为一个独立行使职权的机构，在当代中国出版史册特殊的一页中画上了句号。

    亲历手记

    中国出版史上特殊的一页

    1967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一年，主管出版工作的文化部机关已成为“砸烂单位”，陷于瘫痪；国家正常的生产秩序遭到了严重破坏。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就是在这样一个严峻的形势下成立的。这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单位，既没有“中央”或“部委”的冠词，也不是列入国家编制系列中的一个部门。但是，它却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了组织全国出版部门大量印制毛主席著作的艰巨任务，在当代中国的出版史册上写下了特殊的一页。

    作为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工作人员中的一员，经历了从它的诞生到结束的全过程。

    中央重视

    这是最重要的保证条件。为了在1967年完成《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8000万部的出版任务，中共中央在1967年下半年的6个月时间内，向全国发出四次《中共中央文件》，对《毛选》出版任务克服重重困难到完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12月发出的最后一件，那是毛主席著作、毛主席像出版计划后，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中发[67]第363号《中共中央文件》，内称：“同意这个报告。可将这个报告发给国家计委和经委及其他有关方面，并发给毛主席著作出版计划会议讨论，由国家计委最后决定。”同时随文附发了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的报告。这份由中央四个单位联合发出的文件，是“文革”时期最高规格的中央文件，由此可见中央对此事的重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