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伊始，抗日名将赵登禹就被日寇伏击而壮烈殉国。关于导致二十九军赵登禹将军壮烈殉国的原因，有“系汉奸潘毓桂从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处获得了情报，转给女间谍李香兰，又由她将情报交给日本驻屯军，导致赵将军被伏击而阵亡”等说法。对此，笔者基于史料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现将内容整理如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夕，二十九军抗日情绪高涨。虽然潘毓桂与宋哲元祖上有渊源，但因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不久后，潘在日军的指使下，将一个所谓的华北“自治方案”和“自治政府”旗帜图样送给宋哲元，宋看后十分气愤，当面将其焚毁，并撤销潘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的职务。宋潘交恶之事早已在二十九军内部广为人知，所以，南苑抗战时潘毓桂能从宋哲元身边获取“调赵登禹进城路线的情报”应该没有可能。那么究竟是谁获取了赵登禹回城的具体情报，又是如何传递到日军手中，导致赵登禹将军壮烈殉国的呢？

　　赵登禹是二十九军的一员猛将，曾在1933年喜峰口之战中，率领大刀队夜袭敌营，重创日军，还曾在“张北事件”中扣押日本人，是坚定的抗日派。因此，日军对赵登禹恨之入骨，侦查赵的行动也成为日本特务机关的重点任务。七七事变发生时，赵登禹师长任河北省保安司令，其一三二师驻防在河间、大名一带。7月20日，日军向二十九军驻地发起进攻，宋哲元命令赵登禹率一三二师到南苑与南苑守军一起围歼日军。27日，赵登禹带领先行部队赶至南苑，并在南苑的柳营向部属下达了准备抗战的指令。

    此时南苑的一举一动都已在日寇的严密监视之下。原来日方早已在南苑军部安插了一个重要眼线——周思靖。此人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骑科毕业生，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又和冯玉祥的长子冯洪国、盛世才之弟盛世骐是同学。因此，回国后他得以进入二十九军任少校参谋，担任日本顾问樱井的翻译。他和樱井有一间办公室，配有电话，可直通二十九军领导人和日本军部。

　　当赵登禹到达南苑后，周思靖的主要任务就是随时向日本军部报告赵的一切动向。27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拒绝日方的最后通牒，双方已呈剑拔弩张之势。28日拂晓，日军对南苑展开攻势。面对严峻的形势，赵登禹将军立刻命人把军用电话搬到洋槐树下，向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此时日军的地面部队从三面对南苑展开攻击，加之南苑一带全是平原，无险可依，日军炮火又十分猛烈，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赵登禹只好指挥部队且战且退。此时，宋哲元催促其到北平共商军事。为了抗战大局，赵登禹将军对南苑作了最后的军事部署，才踏上前往北平的行程。为避免暴露，赵特意安排士兵用网和树叶伪装了汽车。临行前赵将军嘱咐军训团大队长冯洪国领导学兵撤退。此时周思靖就站在一旁，将他们的全部谈话内容听得清清楚楚。赵将军乘车离开后，周立刻回到办公室，用电话通知敌人:十二点五十分赵登禹在前后各一辆满载卫兵的卡车护卫下，乘黑色的小汽车向南苑北部的天罗庄方向驶去。

　　日本军方对此情报极为重视，迅速集中兵力埋伏在赵登禹的必经之路——天罗庄附近。当赵的小汽车驶入日军的埋伏圈内时，日军以重机关枪进行猛射，保卫赵将军的前后两辆卡车上的士兵全被射杀。赵将军乘坐的小汽车也被打成了蜂窝状，司机的大腿多处中弹，因失血过多而死。赵登禹将军靠在车的后座上，身中数弹，以身殉国。身边的副官头靠在横窗上，也中弹身亡，场面惨不忍睹。随后，日军从副官身上搜出了赵登禹的名片，在座椅上发现了蒋介石给宋哲元的电报、宋哲元给赵登禹的命令、一三二师将校勤务表等重要文件，证实了车后座上的就是赵登禹将军。日军如获至宝，立刻将赵将军的遗体拉出来拍了照片，向上级邀功去了(这张照片几十年后始披露在国人面前)。下午，北平城防副司令田春芳和几位国际红十字会会员寻来，将赵将军的尸体装殓入棺，抬到北平城外农坛边的古刹龙潭寺。

　　国民政府于7月31日发布命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发给荣哀状。赵登禹将军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大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却将年迈的老母和未成年的子女留给了家人，当时他的儿子仅三岁，女儿仅一岁半。1946年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北平市政府将西城区崇元观至太平桥路段命名为“赵登禹路”，将通县古运河西岸的东大街更名为“赵登禹大街”，以示纪念，并将其忠骸迁葬于卢沟桥畔的西道口。1950年6月11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其家属签署革命烈士证书。赵登禹是国共两党共同褒奖的抗日爱国将领，至今台湾的教科书中还记载着赵将军的抗战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