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登禹将军像

　　“我父亲返回河北防地前，见了我祖母最后一面。临行时，他跪在地上给祖母磕了头，又叮嘱正怀孕的母亲要注意身体，然后还抱了抱只有2岁的我和4岁的哥哥赵学武，之后义无反顾地离家而去。”这一去，将军血战不归还。

　　当我走进赵登禹将军的女儿赵学芬家客厅的时候，甚至一度感到了历史的恍惚——迎接我们的是一干练劲捷的汉子，国字脸，笔直的鼻梁，剔出的剑眉，紧抿的嘴唇，俨然照片上的赵登禹将军的影子。

　　经人介绍，才知道这正是赵登禹将军的外孙，但赵登禹将军的形貌更为丰伟，身高达一米九零，在当时的人中仅仅这个身高就宛如天神。

　　赵登禹将军在1937年7月28日战死北平南苑。为了纪念他，北京从此有了一条赵登禹路。

　　同一日，与赵登禹情同兄弟的二十九军中将副军长佟麟阁也战死南苑，于是，又有了一条佟麟阁路。

　　3年后，原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已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中将总司令的张自忠战死襄河，这样，北京有了第三条用人名命名的道路——张自忠路。至今，北京以人名命名的街道，仅此三条。

　　赵登禹牺牲“甚为可哀”

　　我贸然拜访的原因，是为将军家人带来了在日发现的一些资料，包括记录赵登禹将军殉难经过的日方档案，遇难前后战斗态势图及将军遇难时乘坐汽车的照片。

　　赵登禹将军遇难时乘坐汽车的照片，可见上面的累累弹痕和“赵师长战死当时的乘车的弹痕（南苑街道）”日文字样。

　　另一张公开过的赵登禹将军遇难汽车照片，可见从司机副座转身抢救后座人员却中弹而死的卫士或副官。

　　有的人曾怀疑这张照片中是遭到日军袭击的英国公使许阁森的汽车，属于误传。今日在赵学芬女士家中见到宋哲元将军后人寄赠的另一张照片，其伪装，外形等均可表明是同一车辆。只是宋哲元将军后人提供照片上，车体右侧尚有一具中国军人的遗体，或为原来站在右侧车门踏板上的卫士。在新发现的日方档案中，日方也描述了赵登禹将军座车上的伪装网，以及车辆轧及死马而停止，和图片上的内容一致。

　　新发现的这张照片发表于日本杂志《满洲俱乐部》第39期，其上方并有红十字会埋葬二十九军抗日烈士的墓地标志和日方记载的南苑交战记录，记录中提到赵登禹将军的牺牲，却使用了“甚为可哀”这样特别的形容。

　　为何一个中国将军阵亡，日军却要说“甚为可哀”呢？在1939年日本出版的《大陆战史》中，或可窥到端倪。

　　《大陆战史》为原日本陆军报道部编辑，本为记述日军的“光辉战绩”所作，却不由自主地在字里行间展示了赵登禹将军在南苑血战中的忠勇。

　　在描述南苑之战的这页文字中，开头部分可以轻易看到“敌将赵登禹……守……坚”的汉字，即便不懂日语的朋友也可以轻易猜测出其中的含义。

　　日方的记载中描述了赵登禹将军指挥部队依托外壕奋勇迎战日军的情景，也描述了此战南苑工事被日军炮毁后，中国军人与日军展开白刃战，阻止了其攻占自己阵地的场面——这恰好证明了此前我方资料中二十九军学兵团的新兵与日军发生了肉搏战的史实。

赵登禹将军殉国时乘坐的汽车

　　试将其中数段描述翻译如下：

　　“日军在空军的掩护下，进攻南苑和西苑，南苑是敌军的重要据点，在北平的南方约8公里，是旧城的外缘，现在是中国军队的兵营和飞行场，在这里守卫的是支那名将赵登禹……战斗是在雷雨之中爆发的，尽管日军进攻猛烈，但是，敌将赵登禹的防守非常坚固，几经阻战无法容易地将它拿下。”

　　“我军的编队轰炸和炮击不断地进攻……但是敌军仍以必死之决心，以猛烈的火力朝我军射击，火力始终没有减低……此战惨烈之极，白兵战到处发生，我方死伤数量不断增加。”

　　“南苑的战斗终于迎来最后的时刻，我军的苦斗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如同铁石一般的坚阵终于在下午1点钟左右，被我们完全攻占了，此时，风已经停了，天空中停留着几点残云，士兵头上出现了阳光，地面上到处都是战死的尸体，这就是一场白日下的噩梦。”

　　显然喜峰口大刀队的夜袭，南苑的面对面搏杀，让崇尚强者和武士的日军官兵对赵登禹将军产生了一份无法说清的尊敬，于是，得知他的死讯，才用了“甚为可哀”的说法。

　　内奸作祟，日军事先埋伏

　　在日军记录赵登禹将军殉国的资料中，埋伏的日军是在当天中午12时40分左右发现将军座车的，无意中道出了事实——下午1点钟左右日军攻占的南苑，已是一座空营，此前，中方已经主动放弃了这座营垒。

　　战斗中，由于日军飞机疯狂轰炸，南苑守军工事几乎被夷平。二十九军总部料南苑无法久守，同时考虑到北平城内几乎没有守军的状况，中午时分，在南苑的前敌总指挥赵登禹将军和督战的佟麟阁副军长得到北平宋哲元军长的命令，放弃南苑，率部向北平方向撤退。从此后的情况看，尽管南苑部队包括了38师，132师，骑兵第3师，学兵团各部庞杂的番号，互不统属，但佟赵两将军指挥的撤离高效而迅捷，充分显示了他们丰富的战场经验，并没有被围攻南苑的日军乘机占到便宜。

　　然而，两位将军没有想到的是，日军已经在南苑守军撤退的必经之路——天罗庄（推测为现大红门一带）布下了埋伏，专门等待二十九军官兵的到来。

　　日军伏击主力为“驻屯军第一联队主力”，这个联队也是日军进攻南苑的先锋，他们的进攻被赵登禹将军所部击败，不得已将进攻的主导权交给了川岸文三郎中将指挥的第二十师团。当南苑部队接到撤退命令时，这支日军已经从南苑西侧的槐庄一线火速北上，扼住了南苑和永定门之间的咽喉大红门，从阵形图可以看出，赵登禹将军指挥部队从南向北沿公路后撤，天罗庄前这一段公路左右均为稻田，无可隐蔽，正前方和左前方有一处小山 ——日军的机枪部队正埋伏在那里。而赶来参加南苑战斗的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则从右翼赶来，正扑向南苑撤退部队的侧翼。

　　日军何以如此准确地捕捉到二十九军的动向呢？此前，我曾考证汉奸潘毓桂等将二十九军作战计划出卖给了日军，导致平津战局我军受到极大损失。这次在赵学芬女士家又见到一份史料，证实当时确有内奸作祟，连宋哲元将军身边的参谋周思静也被收买，向日军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甚至，在南苑守军开始撤退时，此人还向日本方面打了一个电话，称“（赵登禹）已经登车出发了”。周思静的名字也得到了日方档案（《赵登禹师长的最期》一文）（注：“最期”译为“最后时刻”）的证实，正是根据这些汉奸提供的情报，日军在天罗庄设下了埋伏，直接导致了佟麟阁将军和赵登禹将军的战死。可叹百战名将，竟然死在自己袍泽之手。

　　赵登禹“名誉地战死”

　　在日方保留的战时档案《支那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南苑附近战斗详报》和《天罗庄战斗经过详报》等文献中，描述了赵登禹将军最后一战的经过。

　　午后12时40分左右，日军埋伏部队发现二十九军撤退步骑部队进入伏击圈，禁不住“喜形于色”。日军注意到二十九军部队中有三辆汽车，包括两辆卡车和卡车之间一辆轿车，这辆轿车的顶部还覆盖有伪装。据此日军判断这是二十九军的指挥机关。

　　距离三百米时，日军机枪一起开火，猝不及防的二十九军官兵特别是最前面的骑兵纷纷中弹，损失惨重，队形陷入混乱。

　　但是，三辆中国军车反应迅速，不但没有退却，反而开足马力，边射击边向前猛冲，试图突入日军阵地。

　　从后来的情况看，这应该是赵登禹将军在亲自指挥卫队反击。此时，敌军控制有利地形，而我方毫无遮蔽。1937年4月，当周恩来总理的座车在崂山遭到土匪袭击时，情况与此类似，当时警卫人员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来与敌争夺制高点，应该说将军的处置是合理的。

　　尽管将军的指挥在战术上没有错误，但是，日军火力远非土匪可比。三辆没有装甲防护的中国军车遭到日军第七中队和第三机枪中队的密集射击，或因为司机中弹，或因为轮胎被打破，或被死亡的马匹所阻，在弹雨下最终都没能冲入日军防线。最近的一辆离日军阵线仅六十米。佟麟阁将军也在此前后战死，被伏击的二十九军官兵失去指挥，遭到近乎屠杀的攻击，日军统计其阵亡在千人以上。

　　事后，日军发现每辆被击毁的卡车上都有大约二十名殉难的中国士兵，若他们杀入日军阵地引发混战，其他部队或可乘机加入突破，改变战局。

　　日方档案记述此后仍有小股中国军队曾试图冲入战场。笔者推测，这应该是二十九军残部试图夺回赵登禹将军的遗体，但没有成功。

　　当日军接近被击毁的那辆轿车时，发现该车旁稻田的斜面上倒着一名二十九军军人（后推测可能是赵登禹将军的卫士或副官），显系从车中冲出后被击中阵亡。接着日军在车内发现一名身穿军便服的中国军人“端然自若”地坐在该车的后座上，前额和胸部均有弹孔，已经身亡。在他胸前的口袋里，找到了赵登禹将军的名片，身边的皮包中有赵将军给宋军长写的信，132师军官考绩表等文件。发现遗体的日军小队长佐佐木中尉不敢怠慢，立即逐级上报中队长，大队长。

　　赶来调查的日军很快在汽车旁边找到了腿部被子弹贯通负伤的司机，据说他当时正趴在一边装死。根据审问，得知这名司机并非军人，而是美利商会的雇员，该车也属于美利商会，战前连同司机借给赵登禹将军为座车。司机并证实后座上的便是赵登禹将军的遗体。

　　日方遂得出结论，称赵登禹将军在此战中“名誉地战死”（即“光荣牺牲”）。由于若干有关报道称赵登禹将军是在手持大刀与日军拼杀时中炮牺牲的，与此处结论不同，故日军的记录是否正确暂且存疑。但作为日军内部的战场报告，这份史料或有一定参考价值。

赵登禹将军殉国时乘坐的汽车

　　将军战死后，据考证其遗体先被红十字会掩埋，后被龙泉寺僧人收殓，1946年经在中山公园举办公祭大会后安葬。其墓地在“文革”中一度被毁，将军遗体也被不明真相的红卫兵所亵渎，1980年修复，至今祭祀不绝。

　　看过这些图片和档案后，赵学芬女士拿出若干将军遗物遗墨与大家共同瞻仰。令我吃惊的是，这位善使大刀的将军写得一手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