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南下成功，张国焘的另立中央就有可能成功，但他还是在节骨眼上碰到了挫折。原本明哲保身的四川军阀刘湘，面对张国焘的大举南下时，便不惜同归于尽；蒋介石也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难保，急令中央军增兵。最后四方面军面对的敌军迅速增加至20余万人，四方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南下时的8万人，锐减到4万余人。

    第二个就是张浩的功劳。张浩反复以自己的身份，以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做这样一个斡旋，当中共内部发生争论的时候，共产国际代表作为中间人在斡旋，他的力量就很大了。

    张国焘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时，张浩已经来到瓦窑堡。形势很严峻，仅仅靠党中央的教育和劝导，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毛泽东、张闻天与张浩商量，由张浩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帮助、教育张国焘。

    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安排张浩以“国际代表”这种第三者特别是仲裁者的身份出现，表明毛泽东已经掌握了相当水平的斗争艺术。

    1935年12月16日，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从陕北开门见山地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22日张浩又电：“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这就是毛泽东、张闻天、张浩商量好的变通办法。

    张浩的电报对张国焘无疑是当头一棒。他深知共产国际这块招牌的权威。思考一段时间后，他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又说中共中央北上行动是“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向北逃跑”，是“一贯机会主义路线”的表现。

    他依然照称自己是“中央”，毛、周、张、博是“假冒党中央”。

    中共中央只有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同时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望其停止分裂活动，否则“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张国焘深知共产国际这块招牌的分量。赤化四川失利的张国焘致电张浩、张闻天，同意“急谋党内统一”。共产国际至高无上的权威、万里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巩固的地位、自己主张的南下政策面临的困境，都使他从来不缺乏的自信发生雪崩般的坍塌。

    中共中央与红军这一次的分裂危机，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基本解决。

    使张国焘放弃伪中央，最后带领四方面军北上，完成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在这一点上，张浩是功不可没的。毛泽东对张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当张浩去世的时候，毛泽东亲自为他扶棺送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