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永祥、曾珺两位同志的《毛泽东讲授的〈辩证法唯物论〉》（见2012年5月2日《光明日报》，以下简称“陶文”）一文对《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及其中的《实践论》《矛盾论》成为“党史文献”的过程作了简略的介绍，这对一般读者了解这一历史文献是有帮助的，应予肯定，但遗憾的是文中在史实上有疏漏之处。历史贵在真实，尤其是在涉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的史料考证和介绍上更是这样。这就有对史实加以厘清订正与补充的必要。

　　第一，关于毛泽东应邀在抗大讲授哲学的时间有误。

　　“陶文”称：“1937年7、8月，毛泽东应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之邀，向学员讲授辩证法和唯物论，……”这些文字虽然来自权威部门主编的《毛泽东传》，但笔者以为它并不准确。

　　毛泽东在抗大讲授哲学的精确起止时间，迄今为止无有原始的档案记录，有的只是依据老同志回忆的综合。何长工回忆说，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是“从4月份一直讲到‘七七七事变’，历时三个多月，共讲110多小时。”何时任抗大第二期第4大队第11队的队长，聆听了毛泽东讲课，之后又留校工作。李志民在《革命熔炉》一书中说得具体些，且略有不同。他写道：毛泽东到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每星期二、四上午来讲课，每次4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从5月份直讲到‘七七七事变’以后，历时3个多月，讲课110多小时。”李 1937年入抗大学习，为第三期学员，后留校任职。他在写作回忆录《革命熔炉》过程中作了大量调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著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一书则把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的时间定在“从5月起直到7月‘芦沟桥事变’前后，共讲110多小时。”

　　从《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的引论看，毛泽东开列的本章唯物辩证法的內容，只讲了“矛盾统一法则”，而“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法则”和一系列范畴则因“芦沟桥事变”爆发而中断了讲课，故无这些內容的讲授提纲。

　　笔者以为，综合以上材料将毛泽东在抗大讲授哲学的时间定在1937年5月（或4月）至“芦沟桥事变”前后比较恰当。可以肯定讲课大部分时间是在7月以前；同样可以肯定讲课不会延至8月，因为听课对象在“芦沟桥事变”后就离开学校开赴抗日前线了。“陶文”和《毛泽东传》把讲课时间定在“1937年7、8月”很可能是将毛泽东整理写作《实践论》《矛盾论》时间误认为在抗大整个讲哲学的时间。其实这两者的时间是有区别的。《毛泽东选集》标的7月和8月是指《实践论》和《矛盾论》整理写作的完稿时间，这完全符合历史实际。

　　第二，“陶文”认为毛泽东是应“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之邀讲授哲学的，这也有误。

　　《毛泽东选集》编辑者为《实践论》和《矛盾论》做的题解说，毛泽东以“论文的观点在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红军大学何时改名为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主编的《毛泽东年谱》说：1937年 1月中旬，“‘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则更具体地说：“中央军委于1937年1月19日，决定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很显然，在毛泽东讲哲学之前“红军大学”已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选集》编辑者为《实践论》和《矛盾论》做的题解没有错。

　　第三，《新哲学大纲》是毛泽东讲授哲学时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不应遗漏。

　　“陶文”十分简要地介绍了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读书批注的情况，其中提到已收入《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其实，在抗大讲哲学之前和讲课写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过程中，毛泽东除了参考上述两书之外还研读参考了米丁主编的《新哲学大纲》。笔者始终认为，尽管毛泽东研读过的这本书未能找到，成为“毛学”研究之憾事，但在介绍毛泽东研读哲学著作时则有必要提到它，不能将它遗漏。

　　第四，《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整个《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占有特殊的意义，应加以说明。

　　“陶文”介绍《实践论》和《矛盾论》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两节，这无疑是对的。但笔者以为仅这样是不够的。整个《讲授提纲》约 6万 1千字左右，而“两论”虽说只是两节，但有3万3千字左右。“两论”在整个《讲授提纲》中的重要性主要不体现在所占的篇幅超过一半之多上，而是在内容上。《讲授提纲》除“两论”和第3章3千字左右的引论外，其余部分的确是作者精心编写的名副其实的讲授提纲，用的大都是精炼简洁的书面语言，主要内容是上面提到的三本苏联哲学著作的编纂改写，结合中国实际的内容虽有，但并不很多。“两论”部分则明显不同，口语化色彩很浓，是名副其实的讲课记录稿整理。从内容上讲，结合了中国革命经验和中国的哲学文化，在理论上有所发挥和创新。毛泽东本人在当时就很看重“两论”，在油印整个《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同时，还单独油印过“两论”，并签名送给吴亮平和刚到延安不久的艾思奇等同志。新中国成立后，著者只修订“两论”并将其收入《毛泽东选集》那是很自然的了。

　　第五，毛泽东不承认写过《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的问题不应回避。

　　1965年1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斯向毛谈了当时西方“毛学”专家们在争论“《矛盾论》是不是真的在1937年写的，是不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之前写的”问题。毛对斯讲，是1937年写的，《矛盾论》是抗大讲哲学的一部分。斯诺又问：“是在写《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以前几年？”毛回答说：“我不记得写过那样一本小册子。”“毛要我把问题再说一遍。他回答说，他从没有写过题为《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的文章。他认为如果他写的话，他是会记得的。”毛泽东的记忆力是很强的，而且他对斯诺提问题的回答是很认真的。

　　那毛泽东为什么不承认写过《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呢？这与斯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说明有关。斯诺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确实就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因搜集到的资料的限制，那时的外国学者普遍认为该书是毛泽东在 1940年前后写的。从斯诺的发问中也看出，他把《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看成是与《矛盾论》及抗大讲哲学无关的著作。斯诺也未向毛说明小册子的具体内容。这样来看，毛泽东不承认写过这样《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是理所当然的。此是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