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贺炳炎(左二)在攻占的敌堡上。

     “贺小龙”

    贺炳炎，1913年2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松滋县刘家场一个雇农家庭，幼年即丧母，当过放牛娃，做过小铁匠，由于自幼习武，练就了一身真功夫。

    1929年1月，贺龙率领湘鄂西红四军出击松滋，号召工农起来革命。一天夜里，贺炳炎和父亲贺学文互相瞒着悄悄参加红四军，第二天父子俩却在队伍里碰了面，双双当了红军，一时间在十里八乡传为佳话。

    贺炳炎在红军队伍里先喂了几天马，战友们看他年龄既小，个子又矮，纷纷劝他回家，他躺在地上号啕大哭。碰巧军长贺龙路过，喜欢上了他的倔劲，就发话说:“好好好，把他拨到宣传部提糨糊桶子、贴标语去吧。”很快，贺龙发现他小小年纪却一身武艺，就调他当了勤务兵、警卫员。初上战场，他即握一把菜刀独身冲入敌阵，左砍右杀，连毙数人，大有贺龙之风，敌人望之皆惧退，战友们送他诨号“贺小龙”——因此，有人误传他为贺龙之子。

    “娃娃团长”

    1929年6月，贺炳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伍不到半年，贺炳炎被迅速提拔为军部警卫中队中队长、骑兵连连长、手枪大队大队长。一次，他带领骑兵连突入敌城缴获了一批战马，当组织队伍撤退时发现少了司务长，即单枪匹马回城寻找。在敌军大举反扑的情况下，他飞马过街穿巷。正在一店铺前购物的司务长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贺炳炎一手抄起，横放在马背上，飞奔出城。面对敌人的拦截，贺炳炎挥舞大刀奋勇砍杀，突围而出。

    1930年7月，湘鄂西红四军扩编为红二军团，贺龙担任军团长；10月，中革军委拟将全国各地红军重新编为7个军，红二军团又被改编为红三军，贺龙成为军长。无论贺龙部红军番号如何变动，贺炳炎一直战斗在贺龙身边，从一个稚气未脱的红小鬼，迅速成长为一员英勇善战的虎将。

    1932年7月，国民党10万重兵围剿湘鄂西苏区，贺炳炎受命成为一支游击队的指挥员。他边打边撤，突破敌军数道封锁，硬是将三四千名干部群众安全护送到襄北，并把游击队扩大成襄北独立团。这年贺炳炎刚刚19岁，战友们又敬又爱地称他“娃娃团长”。

    11月初，贺龙率领红三军一路转战，从湖北随县越桐柏山进入河南境内。国民党正规军不停地追拦截堵，当地反动武装不断袭扰，给红三军造成了极大困难。红三军各部队只得交替掩护，边打边走。所到之处，村寨紧闭寨门，拒纳红军。红三军只好露宿野外。时值冬季，部队缺衣少被，给养匮乏，白天得不到休息，夜间难于睡眠，在与敌人激战中又不断遭受损失，部队减员很多。进入伏牛山区以后，红军每日以百里速度行军，仍摆脱不掉敌人。这时，贺龙把贺炳炎叫来，如此这般交代一番，贺炳炎受命而去。敌人大摇大摆地追来。突然遭到红军的猛烈攻击，措手不及，被消灭一部，被迫停止追击。

    贺炳炎打仗从不怕流血，在枪林弹雨里笑傲战场，先后负伤11次，战斗精神总是那么高昂旺盛。他的伤好得快，战友们开玩笑说他的血好，他淡淡一笑，说:“敌人的子弹没劲，打到身上软塌塌的，没什么了不起。”

    “刀匪”

    1933年春，“左”倾错误路线在湘鄂西党内、红军内发展到极致。在痛别战死的父亲后不久，已经担任红军团长的贺炳炎却被当做“改组派”抓了起来，理由是“他参加了由国民党人陈公博等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事实上，贺炳炎听都没有听过“陈公博”这三个字，所谓“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他更是头一回听说。幸亏贺龙及时出面，才被放了出来，但只能到管理科“打杂”。

    1934年初，为改变红三军被动处境，贺龙决定向贵州东部转战开辟新根据地。这年10月25日，红三军与萧克指挥的红六军团会师，红三军随即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担任军团长。随后，贺龙统一指挥两军团发起湘西攻势作战，开辟了以永顺、大庸、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苏区。这一时期，在失掉党籍、军职、不被信任的情况下，贺炳炎忍辱负重，衔冤受命，行军时背粮食、背物资，战斗时打冲锋、缴敌枪，胜利了再去喂军马、送给养，一声不吭地埋头苦干。

    1935年1月，国民党对湘鄂川黔苏区发起六路“围剿”，贺龙、萧克率领红二、红六军团奋起反击。这年3月，贺龙率部在澧水河边的后坪(湖南大庸境内)与敌人反复争夺。突然，一路敌军冲到贺龙指挥部几十米的地方，部队都不在，贺龙大喊一声:“贺炳炎，上！”贺炳炎当即带领管理科的几个勤杂人员顶上去。他一个人打冲锋，抱着一捆手榴弹一颗颗投向敌军，为主力驰援争取了时间。战斗中，他的腰部负了重伤，伤好后仍旧回到管理科。看着贺炳炎蹒跚的背影，贺龙的心震撼了。在他力主下，贺炳炎重新出来带兵，担任红二军团红六师第十八团团长。谁知刚过不久，贺炳炎就被“调去”担任“管理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