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黄炎培，1878年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内史第我家老宅(十五年之后宋庆龄等宋氏姐弟陆续在此宅出生，胡适也曾在此宅借居)，不久家道中落。1901年受过传统私塾教育，后来又中了举人的黄炎培又到南洋公学(今上海交大)，考入蔡元培为总教习的特班，与李叔同、邵力子、章士钊、汤尔和等人同班，接受新学教育。然而黄在一年多后参与了对学阀抗争的罢课学潮，离开南洋公学回到浦东。

　　父亲回到家乡，正好废科举，兴学堂之风开启，清政府公布高等中小学章程，命令各省把书院改办学堂。刚经历了学潮洗礼，年方二十四岁的父亲黄炎培抱定办学的决心，“要救中国，只有办学堂。”从此开始了他终生不渝的办学历程。当时川沙城里无一座学校，唯有个观澜书院，于是黄联络张访梅、陆逸如等友人上书川沙厅，同时又在寒冬冒大风雪坐船到南京投文两江总督张之洞获准，终于在黄等不领薪水、自理膳食等条件下批准由黄任学堂总理，1903年川沙小学开办。不久又在家乡办起开群女学。

　　当时二十五岁的父亲黄炎培，从小看遍了官府腐败，社会黑暗继而立志救国，为此全家依靠他当年投书书院所得奖金的有限之余维持了年余。除管理学校并亲自授课外，父亲觉得还应多做些发动群众的启蒙工作，于是每逢假日便约上好友，带着几个学生，扛上黑板，拿上板凳，来到邻里，来到城墙上，教民众识字算术，或举行演讲会。川沙城墙修建于明朝，古风犹在，系当地游览胜地，父亲在此演讲，针贬时弊，抨击列强，吸引来众多听众，从而将活动扩至邻县南汇。1903年初夏，父亲与好友张访梅、顾次英等来到南汇重镇新场发表演说，一时百里之内，舟车云集，空前轰动。当时震惊全国的《苏报》案刚发生，《苏报》刊载邹容的《革命军》遭清政府查封，章太炎、邹容被捕入狱，各地捉拿革命党，政治空气十分紧张。6月18日父亲做了第一次讲演，23日第二场讲演正在进行，南汇知县戴运寅接到地方痞棍密报:黄炎培等人演说诽谤皇太后，即派兵当场抓捕了黄等四人，并贴出告示:“照得革命一党，本县已有拿获，起得军火无数”，夸大其词以图邀功，为此速电禀两江总督及江苏巡抚，前者回电令就地正法，后者回电令解省讯办，二者的命令发生分歧，戴知县再电请示，来回耽误了三天时间。其间，邀父亲前来讲演的南汇青年展开营救工作，找到上海基督教总堂的总牧师步惠廉，同时那位资助父亲办川沙小学的浦东房地产商杨斯盛拿出500元交步惠廉，请来美国律师佑尼干，于是步、佑二人用最快速度直奔县衙找到戴运寅，在督抚会衔的电令“就地正法”的午时三刻到达之前的半个小时，即午时一刻从县衙里保释出父亲等四人，他们出狱后，未做过多的停留，径直踏上赴上海汽轮，之后又在杨斯盛资助下连夜离沪，乘坐西伯利亚轮驶出吴淞口开往日本。

　　虎口余生下的四青年被迫离乡背井，在茫茫海上漂荡多时，黄等四人合计后改名以铭志，黄炎培原号楚南，在船上改为韧之。韧字的含义是刀，是牛皮。要杀敌，要坚忍。

　　父亲等人闹出的这场新场镇风波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章士钊主办的《国民日报》等媒体上连篇累牍地予以报道。上海新戏舞台上将这场南汇新场镇风波编成文明戏，说一个二十五岁年轻的革命党人黄炎培，穿着大皮靴满街走，发号施令搞革命，被清廷抓去，险些杀头云云。黄炎培的名字连同这件事一起，在上海传播开来。同时这桩险些杀头的风波，也推动他走上了真正的革命党之路。

　　1904年春，在日本半年多的父亲返国。如果说新场镇事件之前的父亲只是对朝廷与社会现状不满，冀望改变，但并没有加入革命党，然而这场新场风波的发生，使父亲黄炎培被当作革命党险遭杀害，惊心动魄的遭遇推动着他向革命党人一步步接近。

　　父亲返国后继续他的办学事业，先是在上海南市竹行弄办东城女学，又协助在日本期间结识刘季平(刘三)创建丽泽学院。

　　1905年2月，因《苏报》案入狱的邹容在狱中病死，黄炎培受蔡元培委托负责处理邹容的丧事，为这样一位被清廷视作大敌的狱中要犯治丧，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但父亲毅然接受。之后他联络自己为其办学的刘季平，由刘捐出自家宅地旁的土地作为邹容墓地，把邹的遗体先安葬下来，整桩事情办得十分得体和顺利，但当时父亲感到非常遗憾的是，鉴于当时政治环境，未能修建邹容的纪念塔。

　　1905年7月30日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蔡元培被指派为上海分部负责人。一个月后蔡召父亲来到在上海西昌寿里62号自己家，夜深人静时蔡严肃地对父亲说:我们中国的前途极危，你知道么？父亲肃目相答知道，蔡又说:要救中国，唯有革命，你同意么？父亲再次点头答是，于是蔡向他介绍了新成立的由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和黄克强(黄兴)领导的华兴会等革命人士联合组成的同盟会，问父亲愿参加否，父亲起身正立，庄严地说:刀下余生，只求于国有利，一切唯先生之命是从，当然愿意参加。次日深夜，父亲按约再次来到蔡家，蔡拿出同盟会宣誓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父亲庄严地举手宣誓。礼毕，蔡紧握父亲的双手说:你从此就是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正式会员了，我们就是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同志了！同盟会成立一个月后的1905年9月初，父亲正式加入同盟会。

　　1906年政治空气渐趋宽松，6月因《苏报》案入狱的章太炎出狱，蔡元培与黄炎培前往迎接，把章送往中国公学，又怕清廷节外生枝而立即把章送到开往日本的轮船上。章到日本后成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笔，写出一系列犀利的讨清文章。在忙于迎送安排章太炎同时，父亲重新启动修葺邹容纪念塔一事。他求助老友杨斯盛承接建塔工程，由杨接手得以完成，其间开了一系列会议，策划、组织、安排、实施，都由父亲来负责，那时的他才二十七八岁，正是精力旺盛的时期。7月3日邹容纪念塔落成，召开了隆重的纪念仪式，各界人士纷纷前往，在纪念塔前纪念这位反清义士，蔡元培致词，来宾们动容，此事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的头号新闻。成就此事之捐地者乃刘季平，造塔者乃杨斯盛，而动员刘、张，在幕后组织策划，串联而成者正是父亲黄炎培。

　　1908年初，父亲险些又一次遭难。此时父亲仍任浦东中学监督兼任川沙厅视学，起因是父亲在浦东中学的一次讲演中抨击了不良现象，从而得罪了地方宵小，被其告到省里，说黄炎培在浦东中学“演说革命排满”，同时引证在1903年新场镇演说案中，黄炎培即有反清反满的前科，应予撤职查办。江苏提学使毛庆藩接到举报后不敢怠慢，秘密调查了父亲的系列言行，发现父亲确有此种倾向，于是开始花费心思，欲构陷父亲于罪。上海、川沙两地社会人士闻讯后，纷纷起来为这位每月只领四十元大洋(当时中学校长月薪应一百元)的黄炎培抱不平，上书反对查办黄。江苏教育会则更不示弱，以教育会名义上书两江总督端方，以强硬的口气将事件提高到原则高度，给当局极大压力。在社会舆论压力下，端方和毛庆藩不想把事惹大，挑出事端来，从而采取折中办法，只撤销了黄炎培川沙厅视学一职，保留了浦东中学监督的职务。父亲本人又一次化险为夷，躲过了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