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二大”的其他几次会议地址再也没能找到，因为在当时，四通八达的石库房弄堂着实让外乡人摸不着头脑。

　　多年来，为了全面反映“二大”会况和它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影响，纪念馆派出多人多方调查，并收集有关史料和实物。“二大”代表罗章龙的儿子罗平海捐赠了父亲使用过的印章，金华档案馆献出了施存统生前用过的公文包、墨盒、镇纸等物品。在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收集到了中国代表团出席远东会议史料，在荷兰相关档案馆找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生平实物、手稿、北方工人运动史料等，经过仿真复制后带回国内。

　　1960年，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里，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著名学者韦慕廷教授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尘封了36年的硕士论文——陈公博论文。这位中共“一大”的代表，1922年脱离党组织，1923年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经济，1924年完成了这篇题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论文。论文中的六篇附录就是失散多年、连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未曾找到的“一大”和“二大”的文献。由于当时中美两国的政治原因，韦慕廷教授的发现并没有传到中国，而是传到了日本。197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李俊臣无意中看到了一篇日文研究文章，便把这篇论文译成中文，“二大”的部分历史这才重新被还原：“二大”第一次通过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制定了第一部党章，第一次公开发表了党的宣言，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并积极推进国共合作。

　　上世纪90年代，上海进行延安路高架建设，大动迁牵涉到“二大”会址及其周边成片的石库门建筑。为了保护“二大”会址这块红色圣地，市政府特批对“二大”会址和它对面的平民女校旧址两排房子予以保留，于是南北高架桥特地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周围的石库门房子变成了绿地，位于第二排的“二大”会址就此成了沿街楼房。2002年“二大”召开80周年之际，包括辅德里625号在内的两排房屋建立了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2008年7月纪念馆再次扩建修缮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