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天地东南角，兴业路76号人流不息。一批又一批的中外游客，走进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之地。类似的场景同样出现在成都北路上的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建党90周年即将到来，这两个革命遗址成了许多游客来上海观光的必选。

　　或许很少有人知道，当年为了找到它们，很是费了一番周折。日前，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黎霞向本报详尽披露了勘察核实这两个革命遗址的全过程。在6月中旬即将揭幕的由上海市档案局（馆）主办的《上海·红色记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档案展》中，将以文献和图片的形式呈现“一大”“二大”的有关内容。

　　寻访“一大”会址一波三折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1956年2月，董必武重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时，泼墨挥毫，留下了上述八个遒劲大字。殊不知，在此之前，为了勘察核实中共“一大”会址地点，上海市花费了一年时间，可谓一波三折。

　　1950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为来年迎接中共建党30周年，必须找到当年召开中共“一大”的地方，并建立纪念馆。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非常重视。上海市委为此也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进行勘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将这项任务交给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和宣传部干部杨重光，并告诉他们，此事已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讲好了，把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放出来，请她协助寻找。

　　杨淑慧首先带他们去的是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铭德里2号）陈独秀原来的住家。

　　这是一幢两上两下的石库门弄堂房子。杨淑慧回忆，楼上厢房为陈独秀夫妇卧室，统楼为书房，楼下客厅是《新青年》编辑部，亦是会客开会处，担任编辑的有陈望道、沈雁冰、李汉俊等，并常在此办公或居住。1920年春，经李大钊介绍，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来这里会见陈独秀，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事。5月，毛泽东来上海，也曾到这里会晤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和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计划。

　　老渔阳里2号虽不是要找的主要目标，但这里是《劳动界》周刊和《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所在地，为共产党成立后最早的中央机关，也是一个重要的革命遗址。

　　因为时间长久，杨淑慧对“一大”开会的具体地址已记不清了。杨重光提出，他看到的材料上记载，会议是在蒲柏路上的博文女校里开的，建议大家分头行动。沈之瑜请人去市教育局找解放前的学校资料中，有没有博文女校的校址。杨重光则亲自访问蒲柏路老居民，在蒲柏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找到了博文女校旧址，一幢镶嵌着红砖的青砖二层楼房，已成了民居。

　　博文女校是私立女子学校，由进步人士黄绍兰主持，并得到黄兴的夫人徐宗汉和章太炎的夫人汤国黎等的大力支持。李达当时接受陈独秀和李汉俊之邀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工作，还以留日学生理事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博文女校的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李达的妻子王会悟与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也很熟。

　　文献资料显示，博文女校曾是中共“一大”代表临时宿舍，也是活动地点之一。当年，“一大”召开时正值学校暑假，大会筹备组委托王会悟借口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租了博文女校楼上的3间房间。“一大”代表包惠僧在《我的回忆》中写道：“博文女校的旧址，也就是校长黄绍兰的住宅，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为各代表临时舍宿地”，“我的记忆，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靠西的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后一间”，“大会开始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一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算是预备会）。”

　　寻访工作进行到这，意外寻找到《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两处革命遗址，但中共“一大”会址的具体位置依旧是个谜。茫茫大上海，何从寻觅呢？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传来好消息，他手下有一名工作人员，名叫周之友，是中共党员。周之友原名周幼海，乃周佛海之子！只是他与父亲分道扬镳，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周佛海虽然后来成了大汉奸，但当初是中共“一大”代表。周之友提供了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重要线索：其父周佛海生前写过不少纪实性的文章，在他的《往矣集》一书中，提及过他出席中共“一大”时的真实情形。

　　沈之瑜听完直奔图书馆，从封存书刊里借到一本周佛海的《往矣集》，花了一天的时间看完。果然，在书中，周佛海谈到了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说“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

　　贝勒路自1943年起改名为黄陂南路。这样，就确定了寻觅的大致范围。

　　沈之瑜约杨淑慧去贝勒路踏看。据杨淑慧回忆，当时李家门前沿马路一片荒凉，大门对面有一片菜地，他们家里进出是走后门的。现在鳞次栉比都是房子了，昔日的影子也没有了。第一次，杨淑慧没有找到会址。

　　此后，杨淑慧又去了几次贝勒路，细细回忆，细细寻访。走到望志路（今兴业路）附近，看到有两条弄堂，弄里一边是一排后门，另一边是一排石库门，她终于发现，望志路106号那栋楼很像是当年的李公馆……

　　经过反复调查，沈之瑜和有关同志确认“一大”会址就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大门沿街是望志路，后门弄堂在贝勒路。它与并排相连的5幢房屋始建于1920年夏秋之交，编号106号和108号的最早的住户就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他们将两幢房屋的内墙打通，成为一家，人称李公馆。

　　“一大”会址找到以后，特地请李达来看。李达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和老朋友，他和李汉俊共同筹备中共“一大”，当然比杨淑慧更加熟悉李汉俊的家。新中国成立之初，李达担任湖南大学校长。他对找到的会址没有异议，还谈了许多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活动情况，说7月30日，法租界的密探闯进会场，说是找人找错了门。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大家赶快休会离开会场，后来听了李达的太太王会悟的建议，改到嘉兴南湖去开。

　　中共上海市委派人把兴业路的“一大”会址、《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拍了照片。1951年5月，照片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审核，毛主席和董必武看了照片证实：博文女校是“一大”召开期间外地代表们住宿的地方，开会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杨重光又去农业部找到李书城部长。李书城告知那时他的家在法租界望志路，并说了那所房子的大体位置。1922年，李家他迁，该处为其他居民租用，1924年增建厢房，解放后已面目大非。当时的望志路106号是一家卖机器面条的小铺子“恒昌福面坊”，楼上还有两户居民，于是有关部门请房管部门协助动迁，租下了望志路106号及其左右房子和老渔阳里2号。

　　1951年10月上海市委通知：“一大”会址、老渔阳里2号及博文女校三处为纪念馆，并成立以夏衍同志为首的管理委员会，成员有恽逸群、陈虞孙、方行、沈之瑜、杨重光等，负责设计并领导这三个革命纪念馆的工作。

　　1952年5月2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购下了今兴业路76号、78号两幢房子。在管理委员会指导下，对“一大”会址进行了初步修缮，屋里也作了些布置，兴业路上的小菜场也被迁往淡水路。7月1日，“一大”会址经初步修缮后，有限制地内部开放。一开始，会议室是根据李达的回忆布置在楼上的。3个按比例缩小的模型做好后，也于1953年送到中央，毛主席看过后说让时任国务院参事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1954年3月，包惠僧及李书城夫人薛文淑专程从北京来到上海，去3个地方都看了一遍。事后，包惠僧撰写了《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二）》、《勘察上海革命纪念馆后的见闻》等文章。薛文淑对当年她家室内的一切布置作了详细说明，说那张长方形的大餐桌从来都是放在楼下的，如果一大代表是围着大餐桌开会，那么会场势必是布置在楼下。至于桌上那对花瓶，则是她和李书城结婚时的纪念品。她还确认房内的一只茶几、一把椅子是当年的原物。

　　1956年春节，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也来到纪念馆。他仔细观察房屋的内部结构和摆设，肯定地说：“当年我们开会不是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他还分析道：“当时不像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

　　董必武在楼下指着一扇窗说：“这儿原先好像是道门。”纪念馆工作人员经过细细查看，那扇窗当初果然是一道小门，是下边砌了砖改装成窗子的，这表明董必武的记忆是准确的。董必武这次视察，还应邀为纪念馆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词出《庄子》，是说有些事情开始时极其微小，不被重视，后来却发展壮大起来，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1957年6月，纪念馆负责人前往北京，再次走访了李达、包惠僧、薛文淑和刘仁静等人，并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汇报了调查情况，最后决定根据董老的意见将会议室布置在楼下，完全恢复了历史原貌。

　　1961年3月4日，中共“一大”会址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纪念馆还设有辅助陈列室，展出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文献资料。1999年“一大”纪念馆扩建，如今已成为全国性的党史教育基地，旧址和所藏的珍贵文物，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二大”部分会议地址依旧是谜

　　1921年7月，中共“一大”结束后，11月份，时任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签发了一个通告，特地提到下一次大会将在次年的7月举行。吸取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验，1922年7月16日到23日的“二大”决定分几次召开全体会议，每次都变换地点，其余时间则分别安排在党员家里进行小组讨论，以免引起租界巡捕房和反动当局的注意。然而事隔数十年后，物是人非，许多代表已经去世，幸存于世的代表大都是外省人，根本无法记住上海五花八门的石库门建筑，因此，当1950年陈毅市长指示上海市有关部门寻找“二大”会址时，会议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召开的，一度众说纷纭。有人误把同年8月在西湖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当作同一次会议，直到1954年2月23日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收到一封来信，争议才尘埃落定。

　　来信者是正在湖南大学教书的李达。他在信中写道，“二大”的第一次会议并不是有人所说在杭州西湖召开，而是在他的家中——今上海市南成都路辅德里。据他回忆：第二次代表大会一共开了3天大会，是在南成都路附近的几处地方举行的。第一天的大会是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的。第二、第三天的大会是分别在一个地方举行的，里弄和门牌号码我记不得了，但都在公共租界，这是千真万确的。

　　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根据从各处收集到的资料考证，当年召开会议的代表中，李达是其中两个上海代表之一，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筹备召开“二大”时，时任中央局宣传主任的李达就建议在自己的家里召开“二大”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后来筹备处又拜会了李达的妻子王会悟，证实了李达的话。她曾经协助筹备“一大”，又为“二大”做了大量会务工作，开会时候，她抱着不到一岁的女儿李心田在门口负责放哨。

　　辅德里始建于20世纪初，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这里原属法租界，但位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分界线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和老成都路交汇处。老成都路同期建造的石库门建筑共有4排，一排八间，中有骑马墙相连，组成了一条完整的弄堂。青砖相间的外墙上，镶嵌着细细的红砖，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路灯，门楣砖刻上是“自然富里”、“云蒸炼蔚”等字样。

　　疑问随之而来，整条弄堂总共只有49幢房屋，怎么可能出现625号呢？筹备处后来查到1922年3月上海出版的《妇女声》杂志，在登载弄内平民女校招生广告时，报名地址明明白白写着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半。原来，上海公共租界当时的房屋门牌较混乱，每条弄堂建成后，均有工部局捐务处按所在马路的门牌次序来续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其实就是南成都路625号。1930年起工部局开始整顿马路两旁的门牌，由东向西或从南往北编号，遇到弄口只编一个号(弄内房屋另编门牌)。据《工部局年报》记载，1932年重编上海成都路(由北成都路、南成都路合并而成)的门牌，此时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改为成都路7弄30号。抗战胜利后，因为附近的贝谛鏖路更名成都南路，所以成都路便改称成都北路。

　　1958年，李达专程到上海协助寻访重要的革命旧址，指认辅德里625号为自己昔日的寓所，中共“二大”会址最终得到了有关部门确定，同时李达的寓所也被确定为人民出版社社址。

　　辅德里625号一楼位于深巷中的第二排，楼上为李达的书房和卧室，楼下为客厅。它和同排其他房屋都由一位姓韩的大房东建造，各家都有前后门，独进独出，相当隐秘和安全，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等12名代表当时出席了会议。

　　会址确定后，1959年，辅德里625号正式挂上了文物保护单位的标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