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修改自己的小说《园丁》，恰逢《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另一位作者罗广斌已经去世）正在那里修订《红岩》的再版稿。他是我早已仰慕的著名作家，想不到竟有缘能与他同在一个出版社改稿。我最想知道的就是《红岩》是怎样写成的？

　　说起《红岩》的写作历程，杨益言对中青社充满了感激之情。2009年，当年负责《红岩》编辑出版工作的王维玲出版了他的力著《岁月传真——我和当代作家》，其中也有关于罗广斌、杨益言写作《红岩》的情况，读过此书就更清楚了《红岩》的诞生历程。

　　长寿湖之夜

　　1958年10月，时任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朱语今，带着年仅26岁的文学编辑王维玲赴四川、云南考察共青团工作，同时也给文学编辑室组织稿件。在四川省省会成都，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沙汀向他们推荐了反映中美合作所狱中斗争的长篇线索，作者是罗广斌、刘德彰、杨益言。朱语今和王维玲随即赶到重庆文联，拿到了这部作品的油印稿。王维玲连夜审读完，朱语今让他谈意见。王维玲说，严格地讲，这还不能算是草稿，只是一些素材，全是真人真事的叙述，每篇都是独立的，相互间没有联系，这部油印稿也没有书名，没有统一的结构，一大沓散篇。但却像刚开采出来的矿石，虽然粗糙，却是稀有的，闪光的，篇篇具有真情实感，搞好了，它能以自己真切的感受和独到的内容赢得读者。从现有的水平看是谈不到出版的。如若把这些散落的生活片段组织起来，用一条紧密相连的链条、一个完整的形象体系结构成长篇小说，将会是一部题材重大、内容少见、意义深远，具有很强感染力和感召力的作品。这是这部油印稿最好的出路。朱语今听完很满意，果断拍板，决定约三位作者写长篇小说。

　　朱语今要王维玲向三位作者之一的杨益言（当时是重庆团市委办公室主任，负责接待朱、王二人），提出写长篇小说的想法。杨益言不敢答应。他说：“我们从来没写过小说，也没有这想法，这得和老罗、老刘他们商量。”当时，罗广斌和刘德彰都在市委机关的劳动基地长寿县境内的长寿湖农场劳动锻炼，他们就一同赶到那里。傍晚，他们乘着一叶小舟泛游在平静的长寿湖上，头顶着当空一轮皓月，听罗广斌讲述他们写作的经过。原来，他们都是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里的难友，当年被捕时还是学生，亲身经历了狱中的斗争生活。在狱中老同志对他们说，你们年轻，万一能活着出去，一定要把这里的斗争生活告诉后代，并纷纷把自己的斗争经历讲述给他们。他们是幸存者，总觉得有一种革命责任应该把他们所了解的一切写出来。但是谈到写长篇小说，他们还是望而却步，认为那是高不可攀的事。朱语今很动情地说：“你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团干部，天天动员团员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你们自己就不能带头实行？你们没写过小说，为什么就不能学着写？就不敢写？你们写小说，目的很明确，不为名，不为利，为了教育青年一代，为了完成烈士的嘱托，完成一个幸存者、一个革命者应尽的义务，把笔拿起来，不要犹豫了，写吧，一定要把书写好！”这似乎是团中央的领导对三个地方团干部下达的任务。就在这个难忘的长寿湖之夜，三个作者接受了写小说的任务。

　　朱语今和王维玲从长寿湖回到重庆市，向分管团的工作的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肖泽宽作了汇报，肖泽宽立即向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李唐彬汇报，经过三位常委的认真研究，决定由罗广斌、杨益言两人完成长篇小说的创作任务（刘德彰没有被通过），并指定由肖泽宽代表市委负责组织领导这项工作。

　　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肖泽宽首先要组织部把罗广斌（团市委统战部部长）、杨益言从工作岗位上抽出来，让他们脱产，集中精力专心写作，并亲自和罗、杨谈话，表明市委对他们的支持和希望。紧接着，在他的提议下，经市委批准，罗、杨可以到公安部门查看有关敌特档案、提审在押的敌特分子，使罗、杨了解敌特内部情况，包括特务与特务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人际矛盾，这为他们后来成功塑造徐鹏飞、毛人凤、严醉、沈养斋等高层军统特务形象，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罗广斌、杨益言开始动笔时，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提出这部书的思想内容是“表彰先烈、揭露敌人”8个字。1959年初稿写出，排印50本征求意见，拟名为《锢禁的世界》，任白戈读完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小说的精神状态要翻身！”为此，肖泽宽召开了三次座谈会，既邀请文学界的朋友，也邀请地下党老同志参加，各种意见都有，两位作者不知如何决断，思想上压力很大。肖泽宽在听取了各方人士的意见后，深深感到能否成功地塑造好许云峰、江姐等一批共产党员形象，是这本书成败的关键。而罗、杨坐牢时，只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要求他们深刻理解、生动刻画、塑造好一批共产党员形象确有难度。但肖泽宽对罗、杨始终抱有信心，针对初稿中存在的问题，肖泽宽对他们说：“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确实非常黑暗，非常残暴，所以人们才说它是座人间魔窟。但就是在这里，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气节和情操，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你们写小说不能停留在写一个、抓一个、死一个，要通过烈士的事迹，写出烈士的精神和本质，你们是在写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座谈会上有人建议他们集中写狱中斗争，可以不写狱外的地下党活动。罗、杨拿不定主意。肖泽宽说：“狱中斗争和狱外斗争是分不开的，是相互影响、相互配合的。听了不少意见，不要灰心，不能打退堂鼓，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五年，为党争气，为死难烈士争气，一定要把小说写好。”肖泽宽不仅在思想上不断地鼓励、帮助两位作者，在生活上也很关心他们。《红岩》出版时第一版稿费6000元，扣除罗、杨因生活和写作需要预支的4000元，还有2000元。罗、杨决定交党费，肖泽宽真诚地说：“你们熬灯守夜苦干了好几年，现在又是困难时期，这钱就不要交党费了，拿回去，补助一下生活，照顾一下孩子吧。”两位作者商量了一下，各自留下400元，剩下的1200元还是直接汇入了党费的账号。

　　在写作上，肖泽宽则建议他们拜沙汀为师，请专家来指导。

　　老作家沙汀功不可没

　　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沙汀是位创作经验丰富、文学修养深厚的老作家。他在成都读到了《红岩》的“征求意见本”后，受重庆市委邀请，专程从成都来到重庆长寿县长寿湖农场，和罗广斌、杨益言一起生活、研究了好几天。他对“征求意见本”给予热情的鼓励，然后指出小说写得过于沉闷和压抑。怎样理解市委书记说的“小说的精神状态要翻身”这句话呢？他说，你们要以胜利者的姿态眉飞色舞地写这段生活，不要还像关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那样戴着手铐、脚镣写狱中的斗争。要打开眼界，从狱内到狱外，从城市到农村，要看看当时全国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蒋家王朝即将覆灭的大形势，不能只写狱中这个小圈圈、小天地，要从牢笼里跳出来。沙汀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感觉到，对罗广斌和杨益言来说，“中美合作所”这段狱中生活在他们头脑中印象太深刻了，烈士们留下的最后形象在他们心目中太神圣了，要想让他们从这真实的人物、事件、场景中挣脱出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写小说不是写历史，小说家塑造出来的应该是经过作家长期酝酿、想象、虚构，最后从心灵深处跳出来的活生生的人物，对小说创作来说，没有想象和虚构就没有艺术。怎样使两位作者从真人真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站在时代的最高点，更大范围地吸收充实生活素材，从整体上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大胆想象、大胆创作呢？

　　沙汀向重庆市委建议，让两位作者到北京参观学习。这个建议被采纳了。1960年6月，两位作者来到了北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王维玲负责安排他们参观学习的日程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