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布解散后，上海进步文艺界便开始积极酝酿成立新的组织。这个新组织最初拟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后来改为中国文艺家协会。这一改后的参与面显然要扩大很多。

　　周扬是文艺家协会的组织者，但考虑到当时进步文艺界不团结的现状，特别是围绕左联解散以及“国防文学论争”前后一些文艺家与之的对立情绪，为避免矛盾，周扬尽量不出面。故尔公开出面联系人则为茅盾、郑振铎和傅东华。列名发起人则有王任叔、叶圣陶、曹聚仁、夏丏尊、徐懋庸、邵洵美、洪深等40人。

　　文艺家协会筹建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即鲁迅不愿加入。作为一个新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组织，如果没有鲁迅参加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影响也必然为之削弱。但在左联解散的问题上，鲁迅已经非常地失望，加之两个口号的提出仿佛形成两个很难相融的派别，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扬知道要说服鲁迅加入文艺家协会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但他还是做了一次努力。

　　据苏灵扬回忆:“有一天，周对我说，现在文艺界要成立协会，他必须去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住在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也在北四川路底，他独自去不方便，要我陪同他前往。”这次会谈是在一家小咖啡店内，苏灵扬说:“座位是最普通的四座车厢式的，鲁迅穿着长袍，含着的烟斗里冒着袅袅烟雾。至于他们谈了些什么，我竟一点也记不起来。”

　　这次谈话没有结果。为此，在1936年4月初，周扬通过沙汀约见茅盾。这次见面是在沙汀家中。周扬对茅盾说:“左联解散后文艺界筹组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但鲁迅不愿加入这个新组织，使我们十分为难，因为鲁迅是文艺界的一面旗帜，理所当然应该领导这个新组织。而且，由于鲁迅不肯加入，也使得一大批作家对这个新组织表示冷淡。”之后又说了一些社会上的各种流言以及小报的造谣，造成了鲁迅与他们之间的误会，因而希望茅盾能够从中调解，劝说鲁迅。

　　但茅盾当即便推辞了，他太清楚这中间的是非恩怨了，而且也熟悉鲁迅的性格。另外还有在左联解散问题上的教训。当时周扬要解散，鲁迅不同意解散，也是茅盾居间调解，结果并不如人意。所以这次茅盾回答得很干脆。“调解工作我实在做不了，不是我不愿调解，而是我没法调解。”

　　在说服茅盾未果的情况下，筹备会便推发起人之一的何家槐给鲁迅写信，说明情况，再作努力。4月21日，何家槐将新组织缘起寄给鲁迅，并在信中谈了他与其他发起人对统一战线的了解和意见，诚挚地希望鲁迅能够领导这一新的文艺组织。

　　为此，鲁迅专门复信何家槐:“前日收到来信并缘起，意见都非常之好。我曾经加入过集团，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但自觉于公事并无益处。这回范围更大，事业也更大，实在更非我的能力所及。签名并不难，但挂名却无聊之至，所以我决定不加入。”

　　此时文艺家协会已征集到100多人签名，并推茅盾起草宣言，为此茅盾非常为难。在冯雪峰抵上海不久与他的一次长谈中，茅盾将这种心情吐露了出来。他告诉冯雪峰文艺家协会筹组的情况，而且他也是发起人之一，负责起草宣言，“但是鲁迅不肯加入，我劝过他，他说有周扬这般人在里面他是不加入的。由于鲁迅不加入，有一批作家也就采取观望的态度，譬如黎烈文表示:鲁迅加入了他才加入。最近胡风他们又传出消息，说要组织另外一个文学团体。这样使我很难下笔起草那份宣言。我说，战友之间有不同意见，互相争论，各办杂志，甚至各提口号都可以，但在组织上不能分裂，这样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冯雪峰也觉得时下上海文艺界现状比较棘手。特别是这个时候两个口号已经提出，很难一下子弥合这种裂隙。而文艺家协会的发起者们又催促茅盾尽快写出宣言。经与冯雪峰商定后，茅盾对周扬提出，在宣言中不提“国防文学”口号，以免扩大矛盾。这一提议得到认可。

　　6月7日下午，在四马路大西洋菜社的一个大厅内，中国文艺家协会召开成立大会。这是一个因鲁迅未加入而显得有些遗憾的大会。到会代表近百人，推夏丏尊为主席，傅东华报告筹备经过，并讨论协会《简章》和《宣言》。《简章》和《宣言》此后均在《光明》半月刊创刊号上公开发表。《宣言》强调:“中国文艺家协会特别要提议:在全民族一致救国的大目标下，文艺上主张不同的作家们可以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文艺上主张的不同，并不妨碍我们为了民族利益而团结一致”，“是全民族一致救国的要求，使我们站在一条线上”。

　　据茅盾回忆:“在讨论中，仍有人提议把‘国防文学’写入宣言，而且争辩得相当热烈。由于这个问题事先已经协商好，所以多数人都支持我的意见，不提口号问题。也有人在发言中提到胡风以及他提出的新口号，但并未引起人们的反响，显然多数与会者不愿把文艺界的分歧再在会上扩大。”

　　会议在通过《简章》后，选举了夏丏尊、傅东华、洪深、叶圣陶、郑振铎、徐懋庸、王统照、沈起予、茅盾为理事，郑伯奇、何家槐、欧阳予倩、沙汀、白薇为候补理事，茅盾为理事会召集人。

　　1936年7月10日出版的《文学界》第1卷第2号上公布了中国文艺家协会所有会员名单，由王任叔领衔共110名。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名单中没有周扬与夏衍。而他们正是该协会的最早策划人以及实际组织者。这样的安排可能是为以后争取鲁迅加入留有余地。因为毕竟鲁迅对茅盾说过“只要周扬他们在里面我就不加入”的话。如此说来，周扬、夏衍虽未列名，但却有积极意义，而且表明了这时的周扬、夏衍有着强烈的团结愿望。有着这样寻求团结的氛围，故在成立大会上有人建议给病中的鲁迅致慰问信，随即得到了广泛响应。

　　左联解散后，联合较为广泛的文艺界组织就这样成立了。其中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即原来未加入左联的大量文学研究会成员如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傅东华、夏丏尊、丰子恺、谢冰心等全部成了新组织成员。但正如茅盾所说:“这个协会成立之后，实际上并没有活动，九个理事中除了徐懋庸都有职务在身，虽然简章上规定理事会下设五个部，但并未组建起来。只有周扬他们办的一个期刊《文学界》算是协会的会刊，由徐懋庸负责。”

　　事实上就在文艺家协会筹组之时，一些不准备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作家也准备发表宣言，表明对当前形势的态度。这部分作家当然是以鲁迅为主的，而拟发表的宣言即《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这个《宣言》由巴金与黎烈文起草，经鲁迅审定。在征求作家签名时，根据鲁迅的建议，黎烈文将这《宣言》稿也送给了文艺家协会发起人之一的茅盾。

　　当时冯雪峰对上海左翼文艺界的这种局面很着急，用茅盾的话说:“如果上海进步文艺界分裂了，他这位中央特派员是没法向中央交待的。但是他囊中并无解决纠纷的妙计。”面对长期积淀的矛盾以及事实上已经出现的两个组织的状况，冯雪峰也无奈，只有尽可能使之不要对立。以造成同一战线中两个组织的局面。为此，他对茅盾说:“你可以两边都签名，两边都加入，免得人家看来完全是两个对立的组织。我们还可以动员更多的人两边都加入，这样两个组织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