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给我的印象就是话不多，“身教重于言传”。母亲特别遵守各项纪律，这一点深受爷爷的影响。在北师大任教期间，母亲经常把疗养的机会让给别人，从来不和其他人争私人利益。母亲与北师大的同事经常来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经常热心地帮助其他人，帮他们反映合理的意见。这次开追悼会，与母亲共事过的老教师，只要还能动的，即使坐着轮椅也都赶来了。

1955年，爷爷朱德与外孙刘建在北戴河海滨

    创办军地专修学院　积极热心公益事业

　　妈妈一生忠诚于教育工作，努力践行爷爷“搞好教育、培才育人”的教诲。

　　为尽快恢复被“文革”严重破坏的教育事业，同时也为了更好地解决转业、退伍军人的就业问题。1986年已经离休的妈妈响应邓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召，在军委首长杨得志、迟浩田等领导的帮助下，和一批退出工作岗位的老同志一起自筹经费创办了“中国军地两用人才大学”（现更名为“北京军地专修学院”）。军委首长徐才厚、李继耐也多次为学院建设提供无私帮助。

　　学院创建至今，已经有13万多学员从学院毕业，成为军地通用的人才，为部队的退伍、复员战士找到了就业的出路，也为国家输送了大批建设人才。

　　谈到军地专修学院时，刘建院长特别指出：“妈妈在弥留之际最挂念的还是怎样继续办好这个学院，然而，现在一些人打着‘军地两用大学’的旗号，发布假招生广告骗人钱财，请大家提高警惕，不要上当”。

　　另外，妈妈还积极发挥余热，在全国各地宣传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80年代初，母亲受邀到四川做报告。在她准备离开会场时，原西路军遗留在甘肃、宁夏的女红军战士的亲属找到她，反映这些女红军战士在战争期间被打散、与组织失去联系，生活非常艰苦的情况。

　　母亲回京后，向康克清奶奶说明了情况。在中央领导的重视下，中央有关部门经过认真调查，恢复了她们的生活待遇。这使她们感受到党中央对她们的关怀，和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一贯作风。

1951年8月，朱德和夫人康克清、女儿朱敏

    母亲与老一辈革命家后代结下深厚友谊

　　“幼年时代在一起生活的快乐经历，使革命后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谈起妈妈与老一辈革命家后代的深厚友谊，刘建说：“妈妈在这一代的革命后人中是比较年长的，有很多革命后人年龄跟我差不多。身为老大姐，妈妈平时对他们都很照顾。”

　　“那个时候，中南海也是吃大食堂。爷爷家与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四家在一起吃饭。”到了星期六、星期天，孩子们从学校回家，我们家和刘少奇家由于人多，需要开两桌饭。那时生活条件还很艰苦，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为了保证爷爷的身体健康，食堂特意给爷爷准备了小灶，也就是给他的菜里多放了一点油，也没有肉。但是，每当爷爷的的饭菜端上来的时候，我们家所有的孩子便盯着爷爷看，最后弄得爷爷根本没法吃，都分给了我们。彭德怀和杨尚昆两家发现了这种情况，他们俩家人少，伙食水平明显高于我们。于是，每天彭、杨两家就有意让食堂给他们的饭菜做得多一点，把吃不了的留给我们，每次我们都会一抢而光。在中南海，刘家和朱家是隔壁邻居，刘源、刘亭和我是校友。我们上学的时候，长辈们要求非常严格，不允许我们坐公家的汽车，安排我们一起坐儿童车（其实就是在人力三轮车上加了一个木箱子）上学，大家有说有笑，非常开心。

　　“文革”中，邓朴方因病住在301医院，妈妈也住在那里，不管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妈妈都经常去看望他。经历 “文革”的特殊考验，母亲与其他革命后代之间的感情更加深厚。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母亲从不听信谣言，对他人的批评也能正确对待。母亲坚信，这些从战火走出来、为新中国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都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即便是他们中间有人说了过激的言语，母亲相信也是大家出于真诚的好意。如果相信流言，母亲与革命后代之间的友情又何从谈起？

革命后代在一起：前排左三（少奇女儿刘爱琴）、左四（少奇儿子刘源）后排左三（毛泽东外孙王效芝）后排左四（朱德孙子刘建） 
 

    奶奶对我们从不表现隔辈亲，要求非常严格

　　1992年4月22日，朱德元帅的夫人康克清逝世，享年81岁。弥留之际，康克清对围在身边的子孙们断断续续地说：“这次，我可能拖不过去了……你们要好好地、太平地过日子……不要贪污，不要犯错误……”提起这句话，刘建感慨地说：“这几句话很普通，但是却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在和平年代与稳定的社会条件下，有多少领导干部垮台了！因为什么垮台了——就是贪污啊！就是巧取豪夺，采取各种办法捞钱”。

　　奶奶的话对于在工作岗位上的我们是一种激励：就是自重、自警，这也是爷爷对我们的要求。首先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不能看到别人挣到钱就也想伸手。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正好是处在20多岁的年纪，看到别人去挣钱，我也很羡慕，也想下海去‘捞一笔’，现在想想不具备经商的素质，当初没去就对了！”

　　康克清奶奶与爷爷年龄相差26岁，自己也没有孩子，所以奶奶对我们不像普通隔辈的感觉，对我们既爱又要求非常严格。

　　爷爷的教育虽然严格，但态度慈祥，而奶奶则是坚决执行爷爷教育理念。小时候奶奶让我们兄弟几个洗袜子，洗得不干净要打手板。“我的白袜子怎么搓都不干净，我就挨了奶奶两个手板。”爷爷哄我说：“你奶奶打你，她也疼”。

　　当时，对这句话没在意，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饱含真情啊！

　　对我的妈妈来说，她就从来没有过非分之想。奶奶去世后，妈妈谨遵爷爷奶奶的教诲，担负起了一家之长和教育下一代的责任。

1953年，朱德全家福。 
 

    家中的“财政大权”归爸爸

　　谈起父母的家庭生活和对待子女的教育方式，刘建院长说，我们家的“财政大权”在父亲手里，父亲在家里说了算。母亲是一个粗线条的人，她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自己的教学工作上，而把家里的日常花销等问题全部交给了爸爸。

　　后来，因为孩子小，母亲的身体也不好，他们聘请了一个阿姨——魏秀兰阿姨。魏阿姨是河北保定妇救会的一个老八路，爸爸和妈妈非常相信她，财政大权移交到了魏阿姨手中，每个月花多少钱，父母把钱交给阿姨后就由阿姨定了。“我的五弟刘武就认了魏阿姨做干妈。”

　　与管理家庭相反，父亲在教育子女问题上略显简单，母亲则耐心细致。

　　“‘文革’停课这段时间，我回到母亲身边，由于好奇，我和弟弟刘康经常外出去看标语、大字报、批斗会，爸爸为了防止我们发生危险，为这事没少批评我俩，由于不听话，我们也挨过他的揍。”刘建院长笑着对记者说，“妈妈就从来没打过我，她虽然要求严格，但采取的是‘诱导’的教育方式，我想这与她是搞教育出身的有很大关系。

　　妈妈的学生们经常来我家像母亲讨教问题，妈妈常常为一个俄语单词的发音纠正几十遍，一定要让学生学会、搞准。母亲对我的教育直接影响到我对下一代的教育观念。我的儿子现在在美国读博士，学习非常刻苦，他曾经在她奶奶身边生活过几年，他之所以善于学习是与祖母“诱导式”教育方式分不开的。

　　“儿子在美国取得了奖学金，5年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过来的。”不管我的儿子在哪读书，我首先都要教育他要按照朱老总的教诲，热爱自己的祖国，要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有科学知识和为人民服务的技能与本领，具备为人民服务的个人素质。

　　回顾母亲的一生，她应该感到自豪，因为她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没有辜负爷爷奶奶的期望。母亲因为特殊所以平凡，也因为平凡，而变得崇高！

1955年5月8日，朱敏和刘铮与父亲朱德、母亲康克清在明十三陵

    感谢党中央及军委领导对母亲的亲切关怀

　　妈妈为人谦和，她的一生始终是怀着一颗平常之心，干着平凡之事，做普通之人。妈妈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没有向组织提出过什么特殊要求，她只是始终把自己当作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普通一员，扎扎实实、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别人都说母亲是朱德元帅的“平民女儿”。

　　现在，网络上存在一种误传，认为朱德元帅的女儿一生一直过着平民生活，组织上缺少对他的关心与照顾，直到去世也只被评为副教授。事实上母亲回国后，党和国家无论在工作生活上，还是在医疗方面，都给予母亲不间断的关心。以母亲的身体条件，如果没有党中央和军委领导的亲切关心和照顾，恐怕母亲也不可能步入高寿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