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便让他做了自己的秘书。高文彬记得,当时每天都会有一个美国军官送庭审笔录到他的办公室,而他的工作就是登记。“当年的审判记录内容非常丰富,除了法官、犯人、陪审团的话被一一记录外,连会场内的咳嗽声也被如实记录下来。”高文彬说。
“能参与东京大审判,心里特别畅快!”过去在报纸上看到的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名字,今天能亲眼看到这些巨奸大恶一个个前来法庭受审,让高文彬的心里不由腾起一股正义伸张的畅快。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用英美法系,根据英美法律习惯,采取对质制,以证据为中心,首先假设被告无罪,控辩双方就证据进行辩论,法官如果认定证据不足,可以拒收。而被告们得到充分的辩护权利,由日美两国著名律师组成的庞大的国际辩护团,因而使得法庭的审判过程充满了激烈对抗。
对日本侵华侵略犯罪的认定,也成为了东京审判的重头戏。
“没想到的是寻找证据,成为摆在面前的一道难题。”高文彬告诉记者,当时主要靠回国搜集和通过日本当地报纸、文件来搜集证据,但当时内战已经在东北打起来了,没办法取证,再到其他地方取证也取不到,这让在东京的他们感到度日如年。后来,中国检察官向盟军总部提出申请,要求查阅日本政府的机密档案。得到许可后,检察官小组成员几乎每天都到被查封的日本行政当局档案库,想从字里行间发掘日本战犯的罪行证据。
“我们想办法找,通过当时的南京政府找,但有些死里逃生的人找到了,却不肯出来作证,但大多数还是写了控告书,亲自签了名!”高文彬回忆说。
亲眼目睹南京大屠杀主犯获判死刑
为了弄清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法庭设立了一个独立单元进行调查。
“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比较明显,既有外国传教士作证,也有死里逃生的中国人作证,还有大量的日本兵罪行的证据都搜集了不少。”
第一个出庭作证的是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他当时在南京一所医院工作。威尔逊作证说南京大屠杀的那段日子里,他所在的医院里住满了被日军射伤、砍伤、强奸的中国难民。从12月13日开始,在六七个星期里,日军一直在屠杀中国人。
3个死里逃生的南京居民也出庭作证。更为难得的是,法庭得到了一份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拍摄者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基。这段105分钟的历史胶片记录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令世界震惊。对影像内容,高文彬连用三个“惨”字形容:“那一刻,令人战栗不已。”
高文彬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从1947年2月开始,法庭开始审理日军侵华将领中最残忍的谷寿夫时的情景。“谷寿夫个子不高,鹰钩鼻,短发,穿黄呢军服,还夹了一只黄皮包,一副狡猾凶狠的样子。”在高文彬的描述中,曾率领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屠杀无辜南京市民达20万以上的谷寿夫,当时很狼狈地坐在被告席上,当时很多摄影记者争相拍照,造成秩序大为紧张,在众目睽睽下,这个杀人魔王低下了头。
在公审谷寿夫的时候,审判长吩咐法医取来遇难者头骨作证,当法医和检察员将八个头骨和几支骨骼从麻袋里取出,一个个陈列在法官席上时,法医指出其中三个头骨是属于女性的。“狡猾的谷寿夫一时说不出话来!”高文彬回忆说,当时的谷寿夫一直装得很镇静的样子,始终坚持自己“绝对没有杀过一个平民!”
“就算再狡猾,也抵抗不了这么多的事实!”高文彬记得,审讯谷寿夫时,除了有多位幸存者的证言外,庭长宣布放映当年日军攻陷南京时,日军曾拍摄的一段影片,当时为了夸耀其战果,也有对平民进行大屠杀的画面,银幕上有“皇军”踌躇满志进军的姿态,也有中国百姓死伤无数的惨状。
1947年4月26日,最先攻入南京制造屠杀惨案的第6师团指挥官谷寿夫在南京被执行枪决。侵华战争中的日军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被东京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