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彬今年86岁了，依然裤线笔挺，气质儒雅，在位于上海东长治路一处公寓的家中，老人热情接待了记者的来访。

　　在距离约定时间的前十分钟，桌上已泡好了一杯清香的花茶，采访结束后，家中的保姆又送来切好的精致糕点。老人说，他喜欢摄影，又热情地拿出近几年旅行时拍的照片与记者一起翻看。

　　高文彬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的亲历者中唯一健在的中国人。

　　高文彬

　　1945年7月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

　　1946年5月～1948年9月，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秘书

　　1979年开始 任上海海运学院教授

　　战后东京破烂萧条

　　高文彬就读于上海东吴学院时，日本还没有投降。“当时我家住在康定路，学校在南阳路，从家到学校就要经过新闸路日军兵营，为了不向日本鬼子鞠躬，我每天都故意多走路，从胶州路绕道去学校。”正当高文彬毕业那年，远东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到上海招英语翻译，经过教授推荐，充满着一腔爱国情怀又精通英文的高文彬很快就被录取，成为参加远东军事法庭的一名中国翻译。

　　“日本真是被炸得破破烂烂的！”当时，高文彬所乘坐的飞机降落在郊区，而当他坐着美军的火车一路朝东京走时，看到在铁路两旁的房子已被美国飞机炸塌了，到处都是断垣残壁，而东京街头四处都是为不景气的生意而满脸愁容的小贩，而在地铁口，很多年轻的日本女人会主动拉客，长期的饥饿状态下，只要拿到两块巧克力或者一小片面包就会跟男人走，生活的艰苦让她们不得不放弃尊严。

　　如同电影《人证》里的情景，当时有很多“小黑人”和“小白人”，都是日本女人和美国兵生的混血儿。

　　因为中国人是战胜者的身份，所以高文彬在商店和日本人碰面时，他们都会带着特别恭敬的表情回避。

　　“马拉松”式的审判

　　1946年5月16日，日本东京谷区。

　　24岁的高文彬身着笔挺西装，从盟军专用的巴士上走下，随盟军审判人员步入设在东京市涩谷区（原日本陆军部大厦）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个大厦在战前一度是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摇篮，而在战前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发号施令的中心，审判日本主要战犯的国际法庭设在这里，意义深远。

　　此时，法庭开庭已经13天，却是高文彬第一次走进法庭，而仅在6天前，作为英文翻译的他携带着几大箱从国内带去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中文资料刚刚来到日本，由于当时的法庭审判全部用英语，所以他的工作就是将大量的资料翻译成英文，由检察官送到国际检察处，再送到法院。

　　审判大厅是由战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礼堂改造的。高文彬看到，众多日本百姓正排队等待领取旁听券。“日本外务省每天发给每位被告家属两张旁听券，很多日本百姓在排队领旁听券，他们都穿着廉价棉布缝制的衣服，在普通日本人心中，皇军是代表勇敢和正义的日本天皇的军队，他们对审判的态度是极其惊讶的，都想亲眼看看国际法庭的审判。”高文彬说。

　　中国派出的法官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梅汝璈，检察官是原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向哲浚，他们两位都是留美法学博士，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法学家。高文彬告诉记者，由于日本主要罪行是在中国犯下的，中国最早受它侵略，而且时间最久，损失财产最多，死亡人数也最多，中方的检控在法庭上是很重要的。在各个国家的检察官分别检控的环节中，中国排在第一位。

　　“原以为审判时间不过几个月，最多半年就可以回国了，没想到一去就是两年多。”高文彬说，东京法庭从1946年5月3日开庭审理，到1948年11月12日宣读判决书，一共经历两年零六个月，被称为“马拉松”式的审判。

　　搜集侵略证据是重头戏

　　做了一段时间翻译后，检察官向哲浚对高文彬的工作很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