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大门,左墙上挂着的专家介绍栏里,费侃如名列其中。

　　如果费侃如要制作名片,那头衔恐怕实在太多。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长征研究资深专家、遵义会议史实研究专家、专业作家……这是怎样一个人呢?带着尊重与一丝好奇,记者拜访了这位已年逾70仍笔耕不辍的学者。

　　须发斑白,精神矍铄,一股儒雅气质,这是费老予人的第一印象,对于“专家”这个称谓他有着不同见解:“我最多只是比别人多了解一点情况,这也是工作提供的方便,要说专家,说是研究遵义会议3天的专家,我还可以勉强充个数。”

　　1971年,工科出身的费侃如调到遵义会馆的时候,他还并不知道至此他与这片红色热土结下了不解之缘,期间,同来的十几个同事都因落实政策回到了省城贵阳,唯独费老对那段红色史实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留了下来。年底,因工作关系被迫两地分居的妻子带着一双儿女来到遵义,家人的团圆让费老更坚定了留下来的意愿。

　　从此,他的大半生都与这段史实结下了不解情缘。1982年,费老担任纪念馆副馆长,1984年主持全馆工作,1988年评为副研究员,1996年晋升为研究员,成为当时贵州省第一批文物、博物馆系列5名研究员之一。1998年,年届60的费老退休。他的青春年华,乃至毕生精力都奉献给对那段红色史实的追寻。

　　锋芒初露

　　1979年,对于费老而言,不仅仅是研究生涯的一个契机,更是信念的确立。事情的缘起,是因为纪念遵义会议45周年的一次布展。

　　“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完,全国都在提倡实事求是,去伪存真,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响应号召!”费老提起这件事时激情飞扬,当时身为业务组长的他向领导提出书面报告:“去掉文革时期留下来的大标语,会议室应该挂当时所有政治局委员的照片,尊重历史恢复纪念馆的旧貌,结果,哈哈,被部队出生的领导狠批一通,说这样的行为是‘砍旗’。”

　　恰好新华社两名记者到纪念馆采访,“原本他们见着毫无改变的会馆正要失望而返,正巧碰见了我。看了我写的方案非常赞赏,回去写了一篇新华社内参。”这篇名叫《发生在遵义会址纪念馆的争论》的文章,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惊动了中央。一个批示,这条内参转发至全国县团级单位。会址恢复旧貌的同时费老也“红”了,连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也致信遵义,询问费侃如是什么人。

　　“这件事启发了我,原本我的名字的意思是‘侃侃而谈,从善如流’,可我嘴笨,但我可以写呀!论文没有算过,两百多篇是有的,书嘛也有那么几本。”提到自己的作品,费老如同提到自己的孩子一般开心。

　　生命里最重要的三天

　　遵义会议会址,坐落在青石路的子尹路上。匾额上金光闪闪的《遵义会议会址》几个大字是毛泽东唯一为革命纪念馆题写的馆名。为时3天的会议让遵义有了转折之城的美誉,也吸引了各地络绎不绝的游客来进行红色之旅。而这三天也让费侃如用了大半生的心血去不断探索研究。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所以这三天的会议有哪些人参加、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危难关头的革命发生了转折,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所以一直以来我研究的重点也放在了上面。”

　　上千公斤的资料,上百的长征经历者,现能找到的所有会议参与者……费老几十年如一日的奔走在寻找真相的道路上,家人甚至开玩笑说,费老去北京的次数比去遵义市丁字口还多。费老的认真与执着让他和许多“红二代”结成了忘年交。“每次我去北京,或者他们来遵义都会聚在一起聊天,我们最常谈的还是他们父辈的故事,时间久了,我都快能再出本书了。”

　　“略有成效”是费老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评价,“新的资料不断的被发现,回头再看过去的一些成果仍有遗漏,遵义会议这三天,是我一辈子研究的题目”费老肯定的说。

　　脚步,永不停歇

　　费老的家中占地最广的莫过于他的书房,数个书柜上整整齐齐码满了与长征和遵义会议相关的各种书籍,足有3000多本。

　　“我几乎不买和长征无关的书,退休之后反而更忙了,忙着看书,忙着研究,忙着写东西,有时还要给纪念馆‘打打工’,做做展板什么的。累不累?有一点,但很充实,这还得感谢我有一个好妻子,吃穿住用行全帮我‘包办了’让我能安心地做自己的工作。”提到妻子费老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意。

　　不止是妻子,全家对费老都全力支持,不会用电脑,儿子就不厌其烦的帮他收发邮件,整理资料,十几岁的小孙女还会把费老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文章做成剪贴本细细阅读。“他们对我比较支持。”费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