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记者专程从四川省成都市赶到贵州省遵义市，采访了情系贫困学子、现年92岁的老红军李光。老人满头白发、一脸红光、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我是遵义本地人，从小失去父母，4岁就开始流浪，8岁到地主家做了放牛娃。

　　1935年1月，国民党部队溃逃了，红军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歌，喊着口号，进了遵义城。红军在城里贴标语，喊口号：“穷人兄弟们，当兵就要当红军！” “红军是咱老百姓自己的军队！”红军不光喊口号，还为我们穷人着想做事，他们为老百姓种地铺路，为生病卧床的老人看病送药，还打土豪，分田地，救穷人。

　　好哇，这果真是咱们穷人自己的队伍，我和好多穷人都坚决要参军。我拉住一个个子不高、穿得非常单薄的红军战士说：“我是穷人，是孤儿，也要像你一样当红军！”就这样，我成了红一方面军五军团七连的一名战士。接下来，我跟随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曾给朱德当过勤务员；彭德怀将我送进“抗大”读书；在一次剿匪战斗中，我丢掉了3根手指头。1952年我转业回到遵义，先后任遵义市劳动局局长、建设局局长、政协副主席。

　　1985年离休后，我干了3件事：第一件事是义务为各企事业单位、学校、部队讲革命传统课。我经常想起牺牲在长征路上和战场上的战友，每当想起他们，我就肃然起敬。每次我都要讲70多年前红军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情形。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自己也记不清讲过多少遍了，但每次提起往事总是热泪盈眶。

　　第二件事是组建了一个马戏团，解决了20多个年轻人就业的问题；

　　第三件事是捐了30多万元，资助了100多名贫困学生重返校园。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遵义公园工作期间，为了给职工子女和待业青年谋职业，我拿出全部积蓄，卖掉了家中的电视机和皮大衣等贵重物品，筹集了1万元，组建了遵义驯兽表演队，这个表演队到全国7个省400多个县市演出过。表演的收入，除了维持马戏团正常开支，剩余的全部用于救助失学儿童。

　　那时，我已66岁。为了节约住宿费，外出演出时，我们住场棚，把仅有的几个箱子安排给女青年，我则铺床棉被睡在地上。

　　有人问我为什么拿出30多万元资助100多名贫困学生上学？

　　我没读过多少书，但深知文化的重要。旧社会我没上学的机会，今天看到贫困孩子上不了学就心痛。我离休后，每年从离休工资中拿出1万元，都是一分一厘节约出来的。女儿现在照顾我，我每月工资8000多元，只给女儿500元安排生活，自己平时基本不买衣服，吃得也很清淡。

　　我资助的这些孩子学习很用功，基本都考上了大学，我感到很高兴。桂花小学、海龙中学因长期得到我的捐助，已更名为“李光小学”“李光中学”。我所做的都是一名老党员应该做的，社会却给了我很多荣誉。

　　也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钱留给子女？我的几个孩子原来都有工作，生活还过得去，至少，他们交得起学费、有饭吃。现在，有的孩子下了岗，我从不出面为他们说情找人，让他们自己去奋斗吧！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曾表示要帮助我解决这些问题，我都谢绝了。子女们嘴上说我对贫困孩子大方，对自家孩子没有人情味，但他们心里却是理解我的。

　　我2003年就被确诊为胰腺癌，腰上随时都挂着管子，每周要去医院接受治疗，但我很乐观。我将继续尽自己所能，帮助贫困学生。